胡厚宣，（1911.12-）河北省望都县人，生于1911年12月。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举系，1934一1940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助理研究员。1940-1946年在齐鲁大学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大学部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社会系主任。1947-1956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迄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早年参加安阳殷墟发掘，整理发掘的甲骨，著有《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至四集，《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集》、《甲骨续存》、《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殷墟发掘》、《古代研究的史科问题》和《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等书，并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任总编辑，又撰写论文170余篇。

我，胡厚宣，1911年12月20日生于河北省望都县大王庄。父亲胡步云，字倬汉，前清秀才，在天津一个刘统领家里教私馆。所生子女七人，我是行六。家中土地不多，生活还是比较困难。

一

我没有上过私塾，6岁进农村的国民小学。因为年纪小，但成绩比较突出，我的一个本族的兄长胡世严，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他同我母亲商量，带我到保定第二模范小学就读。第二模范小学校长刘清江先生，是望都同乡，他看我年纪小，让我插班读初小四年级，这样连高小三年，我在第二模范小学就一共读了四年。那时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不久，保定受其影响，连小学都读白话文、白话诗。在国文班上我们读的是高语罕的一厚本《自话书信》，都是一些反封建的文章。星期六下午作文，我有时也写一些长篇白话文的文章或小说。

1924年我小学毕业，考入培德中学。在培德中学，我非常幸运遇到国文老师缪先生。缪先生名钺，字彦威，原籍江苏溧阳，随家迁居保定。他幼承庭训，耽学文史，博闻强记，在保定有才子之称。1924年，先生20岁时，父亲逝世，遂从北京大学辍学，回保定，在增德中学任教，以赡养家人。缪先生在培德中学四年，先后开国文、国学概论及中国文学史三门课程，材料充实，分析明确，口齿清俐，语言生动简洁，深受学生欢迎。又指导同学课外读书，根据梁任公所开书目，凡先秦经子，说文解字，四史通鉴，昭明文选和诗词选集等等，无不研习。中学四年在国学方面就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在国文、国学及中国文学史班上，深受缪先生厚爱，在我的作文本上，先生常用朱笔写出美好的批语，如说“鹤鸣九皋，不同凡响”，“殆庄生所谓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者欤”等等。又或让我将自已的作文抄在黑板上，他为同学们解说。还赠诗一首：

胡生诚秀出，卓尔凤凰群。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

荷衣须自洁，聋俗岂相闻。马帐多高足，传经还望君。

以马季长之于郑康成相比，期许之情，使我极为渐愧，深深受到鼓舞。

在中学四年，我各科成绩都还不错，每一学期发榜，总是名列第一。因此毕业时学校破格给我一笔奖金；每学期100元，12学期共计1200元，助我上大学预科本科六年毕业。

1928年，我培德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年刚好是中央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先生率命发掘殷墟，出土了一批甲骨文字。

1930年，我从预科升入史学系。史语所从广州迁到北京，在北海公园静心斋和蚕坛办公。这时北大校长是蒋孟麟，文学院长是胡适，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代史学系主任。史学系名教授本来已经很多，傅先生还请胡适和史语所的专家们和他自己在史学系教课。胡适教“中国中古思想史”，傅斯年教“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开“甲骨文字研究”。董先生去发掘的时候，则由唐兰先生代课，除了“甲骨文字研究”之外，还教过“先秦文化史”和“古籍新证”等课。

徐中舒“殷周史料考订”我选修了两年，记有“殷周史料考订”的笔记。后来听说周传儒作“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就是参考徐先生的讲稿，事实上就是我记的他的讲课笔记。徐先生著作目录中有“殷周史料考订大纲”，也是我所记的笔记，并没有正式出版。

在北大预科时，我曾与许维遹、李曾笃等同学合组礼社，点读《三礼注疏》，并参考张惠言的《仪礼图》和吴承仕的《三礼名物》讲稿。

在本科的时候，我又与杨向奎、高去寻、张政烺、王树民、孙以悌等同学合组潜社，并仿清华研究院出版‘国学论丛”方之例、出有“史学论丛”两期。我也写了文章，《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对老师们的文章，加称“先生”，同学的文章则直称其名。学生出版学术刊物，在当时颇得好评。

我在北大亦曾得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奖学金，每年280元。

二

1934年北大毕业后，我在傅斯年“拔尖主义”的政策下，进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

考古组主任是李济，组内研究员有董作宾、梁思永二人，徐中舒本来是历史组的研究员，也参加考古组的工作。

我到考古组，先从梁思永先生带队，去安阳殷墟发掘团工作一年。先同石璋如发掘同乐寨的小屯龙山与仰韶的三层文化，后去侯家庄在梁先生的指挥下，发掘西北冈的王陵，我分工是西区1004墓的发掘工作。

1004墓平面略作长方形，占面积约320平方公尺，东南西北四边各有一个墓道。南墓道最长，达32公尺，作成斜坡，从地面直通墓底。东西北三道，都有台阶，只通到槨顶二层台。地面下9公尺露槨痕，从地面以下13公尺到底，已达水面。底的中心有腰坑。这个墓`室本身已被盗一空，但在南墓道与墓室相接连偏东的地方，发现未经扰动大铜长方鼎一对，一牛鼎，一鹿鼎，又有玉磬一组计三个。在南墓道入墓室口上，又发现带木柄的戈一层，成捆的矛一层，又包括七种不同形式的铜盔一层计200余个。

从1934到1935年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发掘共三次，共发掘大墓十座，1001、1002、1003、1004、1129、1217、1400、1445、1500、1550，小墓1228座。梁思永主持，年轻的有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共十人，号称“十兄弟”。

墓葬掘土，堆积如山，每日工人总有几百。大墓十座，其形有三，亚字形方形和长方形。一个墓占地面积从5平方公尺到460平方公尺，一般都有四个墓道，只有一座有两个墓道，深8公尺至13公尺，已到水面。大墓都被盗掘，小墓被盗掘的较少，出土遗物，极为丰富。

这三次殷代王陵的发掘，成绩辉煌，在国内国外，引起轰动。为此特别还拍了电影，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还专来参观，所长傅斯年先生和领队梁思永先生陪他，特别在1004墓坑照了像。

1935年我回到南京，继续研究甲骨。先协助董作宾先生编辑《殷墟文字甲编》，然后根据柘本，对照实物，撰写《殷墟文字甲编释文》，并有简单的考证。抗战结束，回到南京，夏鼐代理所长，曾计划付印，后来迁到台湾，因为我已经离开，就由屈万里以考释名义出版了。

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在小屯村北C区，发现了编号为127坑的一大整坑甲骨，在工作地清理不方便，就连泥带土，做成大木箱，把甲骨运到南京所里，放在图书馆楼下大厅，在董作宾先生领导下，由我带着技工关德儒、魏善巨等作室内发掘工作，剔剥、绘图、清洗、拼合编号等等，共有17096片，前后八个月，方告完成。由我写了《第十三次发掘所得甲骨文字举例》，后来又写了《殷墟127坑甲骨的发现和特点》一文。

这时候我还写了三篇文章，比较引人注意，一是《甲骨文材料之统计》，二是《论殷代的记事文字》，三是《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参观记》。我还与董作宾先生合编了一本《甲骨年表》，又翻译了日本梅原末治博士的《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书。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8月13日敌机炸上海，14日炸杭州，15日炸南京，19日即随机关从南京迁长沙，半年后，又从长沙经衡阳迁桂林，不久又从桂林经柳州、南宁、龙州绕道越南迁昆明。这时期我主要发表了《卜辞下乙说》、《释牢》、《卜辞杂例》、《释��用��御》、《卜辞同文例》、《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等文，还写了一篇长文《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

三

正在云南大学任教授的顾颉刚先生，1939年新接成都齐鲁大学之聘，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他邀请了西南联大的钱穆和我任研究员，他说齐鲁大学有明义士搜集的大批甲骨，可供研究。

我向史语所傅所长请了假，从龙头村乡下搬到昆明城里，准备上路。傅先生听说我可能去齐鲁，不再回来，就先后派了汪和宗、石璋如、王崇武三位先生去昆明城里对我加以劝说和挽留，说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我因为东西都寄走了，最后还是没有留下，事负了傅先生的好意，可能董先生也不会高兴，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些后悔的。

1940年正当史语所从昆明要迁南溪的时候，我终于离开了工作七年的史语所，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大学部教课。我担任过一年的中文系主任，后由高亨前来接任，我改任中国历史社会系主任。在研究所我为研究生开“甲骨学”，在大学部开“商周史”和“考古学通论”。

在齐鲁大学七年，除了在《责善》半月刊、《学史丛刊》、《大学月刊》、《学术与建设》、《中央日报》、《大公报》和《新中国日报》发表过I6篇长短不同的文章之外，我主要是编写《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自1944至1946年共出版四集，初集四册，收论文20篇，二集二册，收论文4篇，三集一册，收论文6篇，四集二册收论文3篇，共四编九册收论文33篇。

1942年故宫傅物院院长马衡教授来成都讲学，当初在北大时他曾是我的老师，我去看他，并带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刚印出的几篇文章，请他指教。承他称赞，并带回重庆向教育部推荐，结果我得了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的科学发明奖，奖金大洋8000元。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印出，研究所主任顾先生为题书签，并题赠七绝一首：

忽地黄昏起异军，风雏才调信超群，一声裂帛惊天下，燕赵悲歌今又闻。

徐中舒先生为写一序说：

余生既逢甲骨之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而陈义丰长，用志专笃，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此三人者，或资丰富之收藏，或与发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迹，不但有墨本可据，且得摩拂其物，而较其点画卜兆，故其所得弥为深切，实为甲骨学划期之学者焉。

又称王静安为开山导师，董彦堂为此学之中坚，而于厚宣，则称：

若夫纲罗放夫，广征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芒，此则厚宣今兹所正努力以赴者也。

陈子展则称：

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西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

后来《论丛》初二集传全日本，日本爱知大学内藤戊申教授评价此书：

《论丛》不是通史，但几乎包含了殷代史的主要方面，确可称为殷代研究的最高峰。由于此书，一举而确定了胡氏在甲骨学界的地位，与王国维，董作宾先生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之一。

立命馆大学著名甲骨金文学家白川静教授评价，《论丛》一书，乃是：

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是继董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后，又一划时代的著作。

白川静教授还说：

甲骨学自孙诒让以其渊博学识，创筚路蓝缕之功，罗王郭董，建其规模。如今罗王已故，董郭两氏，在其研究中，亦有困难很多的情况下，胡氏在中共统治地区在甲骨学界已处于这一学科第一人者之地位。所谓“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井非溢美之辞。犹如徐中舒氏以王董胡三人为甲骨学的正统一样。

因此这书在香港，台湾都有翻印本问世，在国内上海书店也攻入了《民国丛书》。

四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八年，终于取得胜利。因为在成都的齐鲁大学，是复校，明义士的甲骨，并没有迁出。我想趁日本投降，回到济南齐鲁大学本校，探访一下这批东西。由成都到重庆，遇到傅斯年先生，他说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先生现在重庆，你可以搭他的专机去挤南。我想了想，我可以搭他的专机去济甫，但从济南回来，他不能用专机送我。最后我还是与袁同礼先生同机飞到北平。

到北平袁同礼先生是接收北平图书馆，我还得设法去济南，但飞机火车都不通，只得留在北平和天津，乘机搜集一下抗战期间流散的甲骨。

这一停留，前前后后，总有40多天，竟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我访遍了北平琉璃厂，前门、东四、西单和天津天祥商场和文庙一带的古书铺、古玩铺、碑帖铺、旧货摊等，凡是战后新出或未经著录过的甲骨材料，无论实物标本，有见必收。一些公家或私人收藏的珍品，亦多方设法借拓或钩摹。计得甲骨实物2000片，拓本6000张，摹写2000皎，共约万斤而强。

由重庆飞北平，同机的袁同礼先生是北平图书馆馆长，到北平他给我一份聘书，邀我去北图任编纂委员。我婉言道谢，说我是齐鲁的系主任，还得回成都，他又和我相商，把在平津收集的甲骨，让给北图，我说这倒可以，在拓摹之后，就以原价让给了北图，经手人是在上海北图办事处的钱存训先生。

回到成都之后，齐鲁大学要复员回归济南校本部，我是中国历史社会学系主任，顾颉刚先生已去重庆，周谦冲、常乃德两先生也已离开，专任教授四个人只剩下我一个。

1946年秋，回到济南校本部，得悉明义士甲骨还留在学校，由医学院外籍院长杜儒德代管。杜氏答应函询明氏，等有回信，便可参观。不料静候数周，城外炮声隆隆，战事又起，形势难测，只好放弃夙愿，赶乘飞机南旋。

在南京上海一带，探访甲骨，也有收获。首先在昭通路禹贡古玩行，收到一批甲骨，六七百片。又在中国古玩社买到甲骨一二百片，此外往来宁沪，于商肆藏家，零零碎碎，亦收到一些，总计共得一千而强。

清华大学图书馆成立文物馆，由潘光旦与陈梦家负责，两位先生听说我在宁沪收得一批甲骨，特来沪与我商量，请我让与清华，他们将送我拓本，并允许我去清华任意研究。结果我未去清华，连拓本也没有收到。倒是解放以后，清华第一副校长、我的同乡刘仙洲先生送了我一份拓本。

五

1947年在上海，我去暨南大学访问老友丁山和陈述两位教授，他们约我同去复旦大学看望周谷城教授。周时任历史地理系主任，同我初次见面，相谈甚欢。他同丁陈两位教授说，“咱们留下他好不好？”于是他找了文学院长伍蠡甫，又找了校长章益，三言两语，就把我留下了，因为我在齐鲁是系主任，工资就定为580元，在当时是教授中最高的工资；

1947年至1956年，我在复旦整整十年，在历史地理系后改历史系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开过“史料学”、“考古学”、“先秦史”、“商周史”、“春秋战国史”等课。陈子展教授是中国文学系的主任，硬让我也在中文系开课，先后开过“文字学”、“古文字学”和“甲骨学”等课。

1948年孙人和先生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新任院长，总要请几位新人，在杭州浙江大学他请的是肖璋和谭其骧，在复旦大学请的是我，所以我还在暨南大学历史系兼课一年。

在复旦十年，我在上课忙迫之中，还出了八本书。除了《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四书之外，还把在京津宁沪搜集的材料编为《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四书。

杨树达先生序我的《京津集》说：

甲骨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尚书尧典》及《山海经》诸故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其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看所著又有《商史论丛》诸编、治甲骨者莫不人手一编矣。顾君不以此自足，念甲骨之为物，质脆易破，未能久存，不亟搜讨，客可散失。于倭寇战败请降后，奔走南北，遍搜甲片，御风乘傳，席不暇温。私家之藏，婉辞以请，市肆所列，重金以求。 亦既成《宁沪》《南北》两集矣，兹复成《京津集》，将付书坊，公之于世。忆甲骨初出，罗叔言编印《殷虚书契》前、后、续编及《菁华》，其传布之勤，士类莫不称之。今君既擅静安考释之美，又兼叔言播布之勤，以一人之身，殆欲并两家之盛业，何其伟也！抑罗氏诸书，编次凌杂，散无友纪，而君则分时代，别门类，条理井然，于学者尤便。此又突过罗君，后来居上者也。

六

1954年中国科学院新建立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第一所是研究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历史，所长是郭沫若院长兼，副所长是尹达，要向复旦调我，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李正文说，“高教部曾副部长（昭抡）早就替我们挡驾了，调令根本没到学校来。”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这一工作举行主要在北京，一部分也在上海举行。我参加了在上海的工作，在会上我提出了一项《甲骨文合集》，承蒙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采纳，列为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

1956年的8月，复旦继任的党委书记副校长杨西光找我说，“北京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打电话来又要调你，我说走不了，杨部长说你不要还价，连我都不能讲话，是周恩来总理亲笔写的条子。你若有困难，我们可以向上反映，学校给你成立研究室。”我说，“领导上考虑，让我走，我决不留。让我留，我决不走。我服从分配，决不强调自己的困难。”就这样，我于1956年的下半年，来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

我的爱人桂琼英当时正在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书，我的学生裘锡圭复旦刚刚毕业又考上我的研究生，也一同调来科学院的历史所，都在我所主持的先秦史组工作。先秦史组我任组长，后改先秦史研究室，我任主任，我也是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甲骨文合集》原来准备我们三人合作，尹达副所长建议先秦史组除了参加《中国史稿》的人员以外，全部都参加《甲骨文合集》。他对我说：“只要你完成了《合集》，又培养出一批人来，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这就是你的贡献。”这样《甲骨文合集》就成了集体的工作。

我们先成立了《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联合了全国十几位老一辈甲骨学专家。同时又组织了编辑工作组，由我任组长，有十多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参加，他们在大学并不都学过古文字，于是我大课小课大会小会开过不少，他们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经过实践，情绪还是很高的，进步还是很快的。

经过几年筹备，1961年4月工作正式开始。首先是搜集资料，已经著录的专书和论文有100多种，未经著录的拓本有20多万片，举凡收藏甲骨的机关和个人，国内国外，都设法搜集在一起。当时正是我国暂时困难时期，我们南征北战，几乎跑遍了全国的大城市。在交通食住方面吃了不少苦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带领几个人补充探访了一些地方。

全国共有90多个单位和几十位私人收藏家。国外的材料，则利用出国访向讲学的机会，顺便加以搜集，或托人代为办理。这些材料经过对重、拼合、复拓、换片、选用、聚群、分期分类等等一系列的科学整理，最后编辑成书。

但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工作只能做做停停，断断续续的加以开展。最后“农村四清”、“文化革命”，爽落就把工作停了下来，把材料运往山里。

七

在“文革”后期，郭沫若同志曾派人找我，嘱咐我两件事，第一是把那箱底里的著作，找出来，赶快出版，第二是趁我还年富力强，多培养几个接斑人。我想郭老自己受到“四人带”的迫害，在他困难的时候，还想到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就写了一封很诚恳的感谢信给他。我说你嘱咐我的事，我一定照办。现在下到“干校”的同志陆续回来了，我有几个研究生，还有几个《甲骨文合集》编辑组的成员，《合集》的工作，就要恢复。郭老在我这封信上作了批示，然后交给当时科教组的刘西尧同志，这样《甲骨文合集》的工作，才成了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成了我们科学院历史所的比较重要的任务。这书就由郭老任主编，由我忝任总编辑。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安定团结，这一工作才按正常发展，顺利进行。书成之后1978年开始付印，到1982年底1983年初，13大本才胜利地全部印完出版，收甲骨41956片。

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甲骨文合集》刚刚印出两三本的时候，胡乔木院长在人大会堂全院研究人员会议上就对《甲骨文合集》这一工作提出表扬，他还提出《甲骨文合集》和《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部书应该作好宣传工作。

1980年7月当《甲骨文合集》刚印出五本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出了第五十二期简报，专门介绍《甲骨文合集》的出版。这一简报特别注明要报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国务院，人大和中央军委及其他中央各部门。

当《甲骨文合集》刚一出完，马上就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书面表彰和物质奖励，特别受到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念的重视。李一氓同志说，“这部书是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在《古籍整理简报》上多次发表谈话，多次发表论文，对这部书给予充分的肯定，说这部书学术价值很高。

中国人民大学为纪念已故校长革命老前辈吴玉章，特设吴玉章奖金。 1987年10月10日第一届吴玉章奖金评奖结果，特给我们这部书一个历史学特等奖，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由李鹏、习仲勋和邓力群三位领导发给我们奖状和奖金。

1992年3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颁奖大会，就十多年来出版的4000种著作中选出400种，在400种著作中评出了117种，设一、二、三等奖，还有特别奖七种。按得票次序排列，《甲骨文合集》获得属于国宝秘籍的特别奖的第一名。由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司长杨牧之颁发了获奖证书。

1993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又给了《合集》一个“优秀科研成果奖”，在社科院报告厅颁发了奖金和奖状。

1993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刊有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图书名单，也有《甲骨文合集》的书名，这已经是第五次获奖了。

1987年当我第二次访问日本时，立命馆大学著名中国古文字学家白川静教授特别赠我旧诗两首，其一首也谈到了《甲骨文合集》说：

合集书成蔚似林，遗珠十万彩华新，

四堂渐没金声已，犹听丁当是玉振。

也对《合集》提出了赞扬。

总之，《甲骨文合集》出版以后，获得了一些奖励和好评，但我们作为编辑者自己并不满意，因为那是在一系列运动中编辑完成的，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缺点，为了纠正这些缺点并补充上续出的新材料，我们准备再编辑一部补编。纵有成绩，也只说明过去，并不说明现在。现在《甲骨文合集释文》和《甲骨文合集来源表》二书己经在付印，我们要争取赶快把它印出，并编好《甲骨文合集补编》，早日出版，以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

《甲骨文合集》编辑组已经于1992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我们今后将在甲骨学和殷商史方面，努力向前开展。

由于国内国外学术界的倡议、组织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由筹备到成立，最后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大家推举我为会长。1984年在安阳召开了一次“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7年在安阳又开了一次“中国殷商文化国际研讨会”，出版了《殷墟博物苑苑刊》，1988年在安阳又开了一次“纪念殷墟科学发掘60周年学术座谈会”。1989年在安阳又开了一次“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原文物》、《史学月刊》和《殷都学刊》。1991年在洛阳召开了“夏商文化国际研讨会”。1993年在郑州召开了“郑州商城与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在南昌召开了“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在印刷中。1994年是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十周年，又是殷墟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会议将要在安阳举行。

我所主编的刊物有《甲骨探史录》、《甲骨文与殷商史》、《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墟博物苑苑刊》及《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等。这些年所写专著和论文，连以前的算起来，共有170多种，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

我的兼职有：我曾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大中西古典学术研究所名誉教授、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华中师大甲骨语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古文学研究会理事、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现为名誉理事，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顾问、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武汉楚文化学会名誉会长等。

我曾赴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及香港、台湾十次访问讲学并任德国“东亚文明”编辑部顾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人文科学研究所领导成员。

八

1990年当我大学毕业56周年的时候，历史研究所为我们五个老人举行庆祝会，《中国史研究》还特为出版专辑，每个人都有人为写传略，非常感激、

1991年在我80周岁的时候，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还为我专门召开会议，几十个人每人都有一番热情洋溢的发言，使我极为感谢!《甲骨文与殷商史》还由王宇信同志主编，出了“纪念胡厚宣先生80寿辰专辑”，收有论文20余篇，尤其宇信同志所写《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与胡厚宣教授的贡献》一文和他所写的编后记，枉承过誉，殊不敢当，只有铭感而己。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我的老师、著名教授缪彦威（钺）先生自成都寄来贺诗，并加序言。序言说。

余与厚宣弟相识64余年矣。当厚宣10余岁肆业培德中学时，天资岐嶷，勤勉精进，余决其必成伟器，故赠诗有“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之句。其后数十年中，世路崎岖，沧桑多变，而厚宣以坚韧不拔之操，致力于甲骨文殷商史钻研之业，所撰专著论文以及资料之搜集，董理考订，补前修之未密，启后学以新途，广博渊深，蜚声国际，为士林所推重。光阴易迁，境缘无实，余今年垂90，而厚宣亦庆八秩华诞，白头师弟，千里相思，聊赋芜辞，以志祝努。1991年8月

其诗曰：

师弟情亲60年，江山相望各华颠，舟航已历风波险，论著真如日月悬。

锦里秋光宜隐逸，神京灵物正清研。一觞遥祝期颐寿，更喜高名万古传。

我从14岁开始，即从缪先生受业，于今70年矣，何止“六十”，“白头师弟，千里相思”，“师弟情亲”，读之不觉泪下！

我虽耄老，今后将以有生之年，奋其余力，把要作的工作，争取完成，以期不负党和国家及吾师对我之厚望。

1993.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