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治学的精神和经验

多年来时常有同志来信来访，他们对我各有目的：有的偏重了解我的治学经验，有的偏重了解我的体育锻炼，有的要求我写出比较全面而又有中心的自传，有的还开列了十多项目要我一一填写。我多遵命照办了。几个月前接到成都方面同志的来信，得悉他们正在搜集有关《人生探索的》问题，要介绍我们“这样敢于正视生活路途一切坎坷的人”，“以顽强毅力跨越了一道道坎坷”，好“让更多的青年人”，“受到一些启发”，“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力量”。我正在考虑写作这类问题；没有料到《浙江日报》也应许多读者的要求，开辟了《治学经验一席谈》专栏，请国内各方面专家学者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和体会，特派同志前来组稿。我得到启发，真是高兴，就以生平治学为中心，以克服种种困难问题为范围，写出自己主要的精神和经验，作为“给予大力支持”，来向青年人请教！

以亲身体会的精神冲破盲从迷信关

这个问题包括对待鬼神宗教和圣贤哲学两个方面，应当从前一个问题讲到后一个问题才能讲得清楚。

我生在福建德化，旧德化是个交通非常不便的山县，迷信空气非常浓厚，求神拜佛，和尚、道士、巫婆等都很吃香，几乎代替了医生。大人们又经常向小孩子们谈鬼说怪，使人闻而生畏，毛骨悚然，尤其是一到晚上，只听见野生动物在周围乱叫，就不敢走出屋外，独往独来，真像处于一座阴森森的地狱中。但我也听见有“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一条格言，觉得鬼怪神仙、阴间地狱等等的故事，全是耳闻而不目见，因此，我大胆做了一次尝试，约好一个农村青年月夜同到一座破庙和山中去访问鬼怪。一入破庙，他听见一种怪声就以为是鬼叫，我细听，却听出是老鼠的声音。一到山中，他以为远处有鬼，我细看，却看出是树影的随风摆动。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真鬼来打交道，于是断定鬼怪等等决不在身外，而在心中：心中无鬼，处处无鬼；心中有鬼，处处有鬼。所谓鬼怪，全是自己的心理作用。我曾讲过笑话：“也许真的有鬼，但我们幸得是人，人总比鬼高强，只有鬼怕人，哪有人怕鬼？鬼也是胆小的，所以不敢在我这个大胆的人面前露面。”我又以为，如果真的有鬼，能主持公道正义，使人鬼之间，冤冤相报，那就毋需多劳迷信者来大肆宣传迷信了，世间也就根本不会有罪恶现象的出现了。事实上，一切迷信全是迷信者虚构出来的，我是不愿上它的大当的！从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对于其他方面，也多采取这种不盲从不迷信的态度了。

我去永春读中学，校舍原是一座破庙和旧书院，共有四进，又长又高，寝室和自修室分设在南北两端，黑夜来往很不方便。我为了做优等生，往往迟睡。大考有时还通夜用功，只身孤灯如豆，独坐自修室中。有些同学妒忌我，宣传校址夜中常出现鬼怪，目的是使我骇怕。我从来不信这一套，听了毫不在意。

离开中学后，我不仅把这种精神带往北京，而且扩大到哲学领域去了。我曾经考入孔教大学的国学研究科，多次同校长陈焕章接谈，他是清末的进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又是康有为的高足，并且同时宣传孔子是教主的孔教会头子。我们师生见面，交谈总要涉及孔子的思想问题。陈校长对我大骂北京大学废除经学科，不满从事反孔的北大派。他翻阅我到北京写的《孔子哲学之真面目》初稿，特别指示我道：“你在文字方面，不要引据今人的话，尤其是白话文；在思想方面，必须先深信孔子是大宗教家而不下于佛、耶等教主。愿意据此改正，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我校最重要的一点，即在孔教二字，如你不承认它，那就没有我们立足的余地了！”我听毕，心中在想：好在我不是一个妇女；不然的话，我岂不从“三从”变成“四从”了么？古人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如今加上“在校从师”，便是“四从”了。在学术研究上绝不应当采取“父母之命”和“牧师之言”那些老方式的。初次谈话，我就有一个印象，他和康有为都很主观武断。他后来又进一步地要我写出《春秋研究》一书，内容必须依据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还特别拿出他著的《孔教论》给我参考。又亲自写信给我道：“《春秋》为孔子晚年之作，其义存于《公》《谷》，而莫著于《公羊》。何绍公之注，董子之《繁露》，复足以发明之。……”

我因此编写《春秋研究》，而以《春秋董说》附于稿末。他阅后当然要再来一个不同意。问题始终在于承认不承认孔子学说是宗教，方法在于“先信后学”与“先学后信”的尖锐对立。陈校长认为先信后学是治学的要诀，目的在于劝人信孔教。我却看出他有不可告人的用意，而坚决同他唱对台戏。我认为“先信后学”是宗教家传教的方法，“先学后信”是科学家治学的方法，前者是主观的片面的，例如尊孔者劝人先信孔后学孔，以“信”决定“学”，便是以“信”取消“学”，这种“信”只能是一种盲从迷信，这种“信”是完全靠不住的。反之，如果先“学”后“信”，以“学”决定“信”，便是先了解后赞成，才不是盲从迷信。“先信后学”对各教来说，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信孔者劝人先来信孔教，势必至于反对其他各教；其他各教如果也同样地劝人先去信各教，那么其他各教也就必然要来反孔教了。

我在北京求学时期，觉得在师长中，要算陈焕章一个人最为可笑可鄙，我也不愿承认他是我的老师。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他即使是反面教员，对我来说，也还有益处。因为当时如果没有他对孔子尊的太肉麻、太没有道理，怎会引起我的反感和唱对台戏呢？说不定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我。想到这里，我对他到很感激了！可是依然必须看到：现今是科学时代，不科学的东西，对自己既没有好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人的一切，往往是由自己的头脑决定的。改造一个人，首先要从思想转变开始。我在一九二八年以前虽然已由尊孔进到疑孔，更由民主主义进到空想社会主义，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旧社会的一切极端不满，但又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接触到共产党人，所以只能到此为止了。直到一九三一年去武昌的一个大学任教，才同学生何伟（原名霍恒德，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等职）、黄海滨（原名黄心学，四野干部）等秘密研究马列主义，如有新书，便互相介绍和借阅。我的思想就这样开始转变为信仰科学社会主义而不再盲从其他学说了。马列主义既然擦亮了我的眼睛，我便喜而写出《世界三大思想势力》的十四句话（谈不上诗）以为纪念，主要是其中的八句：

思想虽复杂，三家可包罗：

前进归马氏，倒退从释迦；

尚有孔仲尼，自谓不偏颇。

最后胜利者，非泰山恒河。

一九三六年，何伟加入中国共产党，往来武汉、上海、天津等地做地下工作，他知道我可靠，才敢于一别多年以后秘密来沪江大学看我，我就开始为党秘密转信，暗藏文件，如此直到解放，常有地下工作同志在联系着。

以忍饥耐寒的精神冲破生活困难关

一九二五年，我上北京求学，交不起公寓费，只好住在永春会馆里。从第二年起，每到向同乡借来的钱快用完时，就更加精打细算，束紧腰带，有时只吃一个小馒头，多喝几碗水度过一天，肚子饿得咕咕响。平时总是自生煤炉。素菜小米粥，有馒头吃，就太满足了。多年都只穿着那一件旧棉袄过寒冬。写到这里，我不觉心酸泪下！记得，当时为了勉励自己，曾经写过叫《苦中奋斗》的四句话：

发愤著书史迁语，穷且益坚王勃序。

贤哲多从苦中来，苦中奋斗才可取！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在南京、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在上海，我都一度贫病交加。到了现在，时隔数十年之久，我还常做挨饿的噩梦，而惊醒起来。痛苦生活在脑中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但我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越想积极地前进，而不消极地后退，认为“一个人可以被饿死和被杀，而决不好自杀，自杀是弱者屈服的自我表现”。

抗战开始，我曾被沪江大学解聘，失业半年。四十年代前五年，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先后兼任私立的沪江、光华、复旦、东吴等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教授，工作日夜不休，后来每月的总收入还不够买半担米，自己越教越瘦，妻儿啼饥呼寒。但是，我一点也不羡慕那些汉奸教授花天酒地的生活。无论汉奸政府怎样妄图用重金来收买我，也是无法买到我的身心的。我一向反对宋代陋儒片面苛求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礼教守则，可是到了帝国主义要灭亡自己国家民族的紧要关头，我倒觉得自己真是临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考验了！妇女不应当为失节于丈夫的问题而饿死，国民却应当为失节于民族的问题而饿死。我既然有为正气大义而饿死的决心，就绝不会发生被人拖下水的问题了。回忆当挨饿受冻时，我当然也会感到困难无法解决，不知道将来会不会饿死；可是到了时过境迁之后，就对自己庆贺起来了。正是由于过去常挨饿受冻，所以养成了一种较好的习惯，对于超过正常生活的烟、酒等嗜好一点都没有，也从不想到独自享乐，而去占人家的便宜，以为如果想到独自享乐就会想到剥削人民。吃过苦头而又能永不忘记的好处，真是说不尽！

以与时间竞赛的精神冲破图书资料关

我在永春中学读书时期，特别注意打好学问基础，先从文学入手，把韩文和部分《史记》、《庄子》等书读得烂熟。熟能生巧，后来到北京应《世界日报》征文，被张恨水评为“吾知此君研究韩文有年矣”。梅光羲老师也有“文气极似韩文公”的评语。他们都看出我大受韩文的影响。在此之前，我自知有此基础可以出外求学了，但德化一位姓陈的中学校长却劝阻我道：“小水出小鱼，大水出大鱼。我们命定生在小地方，缺乏图书文化，只能成为小读书人。”我是怎样回答他的呢？“正因为如此，我越发需要到大城市去做学问了！我是不迷信这种地理命定论的！”

三十年代，华中大学校长食言，我同他闹翻又失业了！但我却没有忘记从前人家说的“大水出大鱼”那一句话，心想这正是我到学海书林去的大好机会，于是就赶到南京，入住号称藏书为“江南之冠”的国学图书馆。总结一下，我的体会有：

（一）惜时、专心、苦读是做学问的一个好方法。我本来想把这个大图书馆的子、集二部翻阅一过。有一次，一个馆员问：“先生来馆的读书计划如何？”我很爽快地答：“至少要把馆藏的历代文献翻完。”他摇摇头说：“古来没有此种人。搞文学史的人，尚且不能如此，何况搞思想史、文化史等门的人嘛。”我反问道：“为什么不可以打开这种学术禁地呢？”他又问：“先生预备住读多少年呢？”我此时有点自苦答不出了，忽然想起在永春中学时，有位林大烈老师经常劝一般同学向我学习，说：“像蔡尚思已经养成日夜不休、用功读书的一种好习惯，他只要读三数年便抵得普通人读十数年了。”我过去如此被人肯定，为什么现在反而不能做到了呢？我于是喜而答道：“事在人为：一年可以等于二、三年，例如每天用十七、八小时读书；反之，二、三年也可以等于一年甚至比一年还少，例如每天只用五、六个小时以下读书。我决定每天用十六到十八小时翻阅中国历代文集。”他听后只是微笑。我看出他有讥笑我太不自量的一些含义，就在心中暗地警告自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如不说到做到，把这个大图书馆所藏的历代文集翻完，我将来就无面目向此等人告辞而走出这个图书馆的大门了。”在此期间，我阅读真是无比紧张，颇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馆藏书”之概。结果，我算是取得了胜利！

（二）除了上述“化一天为三天”的快读法之外，我还有简批而不自抄的快读法。讲到这个问题，我首先要感谢历史学专家、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先生，他既爱护公家图书如自己生命，又为广大读者翻查、阅读图书的便利着想，而领导馆员集中精力，首先编印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内分经、史、子、集、志、图、丛七大部。单集部书目就有五大册，内分别集、总集、文评、集丛四类。我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翻阅别集类，从周秦汉起，到清代现代止，以明清部分为最多，其次为宋代，又其次为元代；唐代以前的别集不仅不多，而且为大多数人所熟悉。我的快读法是只看散文而不看诗歌、词、曲、传奇、制艺、楹联、新文艺等。只看一个人最详备的一种文集而不看他各种版本的文集。只在《图书总目》每集的眉上简批为“要”和“待”即重要和待抄的一小部分，以其内容非常丰富，还得留到将来重阅。只简注文集中有用而拟摘抄的篇、段起讫。有时也略指出其在经学、哲学、文学、科学以及其他方面的高见谬说，以备将来自己有必要时的翻查。有时由于图书总目批不下或者是我马上要用与另有用途的资料，我就随时摘录在自备的抄本上。我附批做记号的文字既简单又细小如蚂蚁。在我离馆就业有些余钱时，再请人到馆中为我主持校阅工作，还暂时请了很多人为我抄出。

（三）我得以在国学图书馆中大借书大阅书，应当归功于柳馆长特别给我的权利，他先告诉阅览室的馆员，必须尽量给我自由借阅图书，每次五册、十册以至数十册，都不限制。如果不是如此，我是无法完成略阅赶阅馆藏别集的预定计划的。他是我在治学上最大的一个恩人，他最大量地供应我研究的图书之外，还经常对我讲文化掌故等等，等于为这个后辈的我补课，使我得到书本上所得不到的许多知识。以前曾经有人劝我跟柳先生研究中国文化史，柳先生是中国文化史（史料）的专家，这个愿望可以说是有些实现了。我起初以为我与柳先生在孔子思想上、在政治思想上，至少也会有对立情绪；那知他一点也没有这样要求我，相反，在纪念孔子诞辰时，请我为馆员讲孔子思想。他真是我的一位好老师。他有一个高足刘掞藜，也是历史学家，原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曾同顾颉刚先生辩论古史问题，有一段时间和我同住在图书馆内，我们有时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但也各有信仰。例如，他敬重清代“中兴名臣”，我喜爱太平天国等等。柳、刘等在史学上都是信古派，我与他们之间只讲学问，不计较其他，相处极好，终身难忘。我应补充几句：当时的史学界，南北两派对峙，北一派有胡适、顾颉刚等，南一派以柳先生为首，有刘掞藜、缪凤林等。北大一位姓林的教授说：“现代要算柳先生门下人才出得最多。”

（四）我过去很迷信权威学者，到了入图书馆多读书，扩大知识面以后，才转变了念头，认识到世上再权威的学者，也还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试举一二例来看，号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于一九三五年在京、津各大报上发表《论读经有利无弊》一文，断言：总计三千年来主张井田者只有四人；而我已经考出的就有五十多人。陈垣老师的《史讳举例》一书，我过去只叹“观止”而无异议，到了此时才知道避讳的缺笔和改音均非始于唐，避讳的方法和种类均应增补好多例子等等。这很教育了自己，没有充分根据是不好下结论的；别人为了学术前途，更应当这样对待我们。

（五）我在这个大图书馆翻查了几万卷文集和搜集了几百万字的思想史料之后，才能写出《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我的意图有两个：一个是要从史料上把古来思想精华大体集中在一起；一个是在学术思想不自由的时代里，要利用古人为挡箭牌，而尽可能的把新思想寓托于其中，名为引据古人的言论，实是发表自己的观点（参看顾颉刚、柳诒徵等的序文）。其他如《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等书，也和利用这堆资料多少有关系。上述数书，都是比较能代表我学术思想和成果的一部分专著。

（六）我有一个无法补救的最大损失。我拟就上述搜集到手的丰富的思想史料，先写成头尾两书，然后写成一部部的思想专史，以《中国思想研究法》为头，已于三十年代完成出版；以《中国思想史通论》为尾，假使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就以此书权代各种思想专史。我从三十年代写到一九六八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九五革命行动”（即九月五日工宣队进驻上海各大学），点点滴滴地累积起来，初稿告成，无法付印，竟被“四人帮”多次抄家抢走，不知此时是否尚在人间。我的著作《中国思想史》有头无尾，这个损失，再也没有三十年的时间可以来补偿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呀！

（七）这一大堆资料，对我的从事教育工作也大有益处，例如我一直兼教《中国历代文选》一门课，可是只隔了一个大图书馆的读书生活，前后就大不一样了。我离开这个图书馆到某大学去教书，自编《中国文艺文选》二册，其中就有《同事异体之例》，从晋代成公绥的《钱神论》选到清代共九篇；《一题数仿之例》，从晋代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选到元代也有九篇，如此之类，都是古今任何文选中所看不见的，这难道是我以前的少读书时所能想到的么？从此以后，我在学术上，遇到某些有关问题，多可去翻查前在图书馆中自备自批的那五大册集部《图书总目》了。如果把这个《图书总目》看成是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命根子，也不能说是太过分的！

（八）一般都认为教育上以大学的研究机构为最高，我在名义上也进过两个研究机构；到了入住这个大图书馆，多读些书以后，我才晓得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与“太上导师”。我认为私人藏书不如大图书馆藏书，上课堂有时不如上图书馆，在文科大学（外文例外）虚坐四年毕业不如去大图书馆勤读一年书，这个问题另详我当时发表的《学问家与图书馆》（参看《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研究与图书馆》）

（九）我由于失业才入住图书馆读书，没有想到顾颉刚先生后来在南京相见，却说我是“得业”不是“失业”，是“大幸”不是“不幸”。他表示要向我学习，又自惜没有此种良好机会。我现在回忆起来，以为单就此一点而论，我自己也感到再也没有此种良好机会了！新我也有愧于故我了！我在此前后，北自北京，东到上海，中到武汉的许多图书馆，虽然都有我的足迹，可是如此比之南京国学图书馆的那一段经历，就未免象小巫之见大巫了！

（十）我由于有在大图书馆住读的一些亲身经验，得到说不尽的好处，就很盼望今后有人肯想法到大图书馆中去作科研体会一个时期，比我从容不迫，更扩大其范围，也更仔细认真地去通读一下：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应当遍阅集部图书，其中有连我也没有翻过的诗、词、曲等等；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史和其他专门史的也都到大图书馆中进行探索；研究中国通史的，除了集部以外，还要从全部地方志中去选集人民史的重要资料，张舜徽教授最近也发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文章。这样做，在史料上人物上就不致陈陈相因了。

以正义斗争的精神冲破政治压迫关

“学”包括知行二者，知又在于行，不能实行不算真知，知行一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者。

这部分主要是指：我在抗日战争日期，抵制日伪的威胁利诱；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配合解放事业的各个方面的斗争，成立了群众性的大学教授组织，多写附有斗争性的文章，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极其激烈的斗争；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十年浩劫时期，任他们怎样抄家、抢劫和围攻，以致家破人亡，我也不肯屈服，而断然拒绝他们种种的乱命，并且反驳他们的诬蔑。这些问题已另详于去年写的《自传》，没有复述的必要了。

以永不毕业的精神冲破资格证书关

我幼年入私塾多年，既无所谓毕业，入小学多年又不及格。入旧制中学毕业了，也只有我一个人不肯去领取文凭，大家都讥笑我是“怪人”。我自信升学要靠实际学力，不靠这种毕业证书。

由于当时听说国中许多著名学者云集北京，我就无比急切地想法北上求学，一面打听学有专长的名师而自由地去听学术演讲，一面特别到城外去拜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王国维、梁启超二教授为师，得到他们极其宝贵的教导。我又以同等学力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与校长陈焕章辩论治学方法和孔教问题（已详前）。同时还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经常向陈垣、朱希祖、陈大齐、梅光羲、李翊灼、江瀚等导师请教，并同所长蔡元培通信。我生平得到名师的教益，实以此时为最。我最爱北大研究所的特色，主要在于：（一）这个研究所强调学术民主与自由研究，仍有“五四”前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树立起来的若干优良传统。（二）研究生考取后，在发给的一张《研究证》上填入研究的题目与年限，如题目届时未能研究完毕，尽可再延长，研究时间的长短，完全由研究生自己决定。我的研究题目是《孔子思想》。记得我有“我要长期研究这个问题”的一条附注。这是因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影响很大，而其问题也很复杂。（三）北大研究生不象清华研究院那样的定时上课，而是导师有学术报告，才通知研究生来到所听讲。我把不要上课的时间移作到图书馆自修之用。在图书馆自修比到学校上课好得多，我是不大喜欢上课的一个人。当时的我认为中小学生必须上课，大学生可以半上课半自学，研究生完全可以自由研究，遇有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再去向导师请教就够了。

北大研究所只有入学时的自填《研究证》而不发给统一规定的毕业证书和授予学位证书。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好就好在符合“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的科学结论，一个学子最多也只能算是在学校教育上的告一段落。小学中学等也许可以有毕业，不毕业怕不得升学；至于研究生呢，就不完全一样了。学问知识，无边无底，永远无法毕业，毕业就未免太自限了。因此我一直不敢要“毕业证书”，而要以“永不毕业的研究生”自居，自知到死也是没有资格取得毕业证书的。我在学问知识中，即如所谓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也不足以比喻自己的浅见与无知。我以为学人的标准在实学而不在资格、地位，更不要图虚名、吃老本。历史上许多大学者都拒绝清王朝的博学鸿词科，戴震、陈澧、孙诒让、梁启超等连进士也未中，汪中、王国维等，连举人也未中，章太炎等任何科举都没有；反过来看，象公孙弘、冯道、秦桧、李光地之流，就适足增羞了。我去考研究生既不是出乎本意，考进了也不自满足，所以要以“终生研究生”自居，即以研究生终其身。

我起先以为“师”全在学校中，后来自己觉得这种看法很不正确：孔子“学无常师”，我更把师的范围无限地扩大了。在我的心目中，师不仅有今人，也要包括古人；在今人中，不仅受业师，也要包括太老师（指老师的老师，对我来说，有章太炎、康有为等）；不仅同业师，也要包括异业师；不仅长辈，也要包括后辈（连自己的学生也在内）；不仅多长师，也要包括一长师；不仅正面师，也要包括反面师。甚至不仅要有人类师，也要包括动物师。我越来越觉得人类并不是无例外地为“万物之灵”，也有许多地方，得好好向其他动物学习。必须这样，才真正做到李斯说的“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要以他人他物之长比自己之短，越比越谦虚而要向他人他物学习；绝对不要以自己之长比他人他物之短，越比越骄傲而不肯向他人他物学习。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也许可以一通而百通的！

自高自大，固然要不得；反之，自暴自弃就要得了么？也同样要不得。古今人多陈陈相因地顺口而出：“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我以为：人是“圣人”，也难无过。历史上不知出了多少伟大人物，个个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如果有人自认是“最大圣人”，就是无比的自暴自弃，二者相反相成，同样会阻止历史的向前发展。中国二千多年来都以孔子为“万世师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才会弄到没有是非。一切都在变化中，怎好以不变应万变呢？一切都在发展中，孔子的徒子徒孙那么多而且一辈子都在学习孔子，为什么连这一点都没有搞通呢？这样，二千多年来的时代岂不白过了么？二千多年的人岂不白生了么？可见，对孔子和其他的伟人都要突破，绝对没有突破就一切都完了。不懂得突破的关键性，不懂得迷信权威的危害性，就会成为辩证法的大敌，就会成为社会发展史的大敌！

以永葆青春的精神冲破老年衰退关

青春精神就是富有生气朝气，同死气暮气不两立。

我在青年时最爱读李大钊同时下列几句话：

“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生于青春，死于青春。”（《青春》、一九一六年）

我从中年到老年，越来越以康有为、严复等人的日益开倒车为戒，同时也越来越以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日益向前进自勉，以为一个人的不断前进而不倒退，是正常的；逐渐走下坡路甚至晚节不终，是反常的。身体上生命上会有衰老病死，思想上精神上决不应当有衰老病死。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这就是我的根本观念之一。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四苦”；我倒觉得人的生、老、病、死是“四乐”：我们有幸得生出来，又活到老以至病死，四者是关联在一起而无法把它分开的，这怎好说不是“四乐”呢？有些毛病如失眠，医不好，我就利用脑子在床上构思，有心得时便中夜起坐，把它写出来，经过一段时间，就成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了。这不是失眠病对我也有好处的明证么？老死虽是人生最后的一关，可以说：“人生难过老年关”。可是这也有一个认识的重大问题在其中：许多人都好生恶死，骇怕越老越同死靠近，旧时代往往很庸俗地以“长命富贵”相祝，这可大错而特错了！要知道：人的寿夭生死，更主要的是在精神而不在身体：有些人长寿不如短命，有些人生不如死，以至有些人被人们痛恨为不早死如王莽、苏威、秦桧、夏贵等。但在另一方面，精神也寄托在健康的身体上，没有健康，德智二育也就无所寄托了（参看我的《中国文化史要论》末节）。

我在青中年时期，很错误地认为锻炼运动是浪费时间。从解放初起，对于体育问题才有所觉悟，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不能从事艰苦的学术活动，于是下决心补课：单每天洗冷水浴一项，就坚持到现在。近两年多，还敢于再登泰山，我尚有其他几项自创的经验，终于自己治愈了几种毛病。我总觉得健身与病魔不能两立：自身强，病魔就不敢来侵犯；自身弱，就会成为病魔侵犯的对象。自强与医药也有主次之分：与其多求医药，不如从事体育锻炼。

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原载《浙江日报》1981年4月8日、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