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先生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曾经设想写《自传》，但只开了一个头。十年动乱中，他遭受迫害，继续写了一些材料，叙述一生经历，并作自我剖析。我们认为这些材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乃整理成文。为了尊重本人生前愿望，仍以《自述》为题。在整理过程中，得到先生家属和部分生前好友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希望了解先生生平的同志对我们整理的《自述》提出宝贵意见，并提供补充材料，以便在编写先生年谱和传记时参考。
何碧辉 赵寿龙
1983年10月于上海复旦大学
我是江西安福人，生于1902年8月3日。父名济善，字嘉美，号子泉（1869-1947），生前在安福县城木架巷经营竹木生意。大哥启瑞、大姐秀英是汪氏所生。我和二哥英生的母亲刘氏是继室。
我到八岁才跟朱廉夫老师发蒙。在发蒙那天，他替我取了“造时”这个富于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名字。这个名字对于少年时期的我有好的影响，亦有坏的影响。好的影响是鼓舞了我的雄心壮志，力求上进。坏的影响是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读了三年私塾，读的是《三字经》和“四书”、“五经”，受的是封建主义教育。但是老师并没有开讲，只管点书，我只管死读书，死背书，所以孔孟之道那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东西，对我来说，只有泛泛的印象。
就在读私塾的第二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君主专制，宣布了民主共和。我听说北京的皇帝老子被赶下台，看见家家户户都插起了一面写着一个大“汉”字的白旗，孙文、黄兴、李烈钧等人的传奇式的革命故事，从大人的口里传到我的耳朵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个大变动。民主共和的涵义尽管那时我不懂得，但是这个名词的种子撒在我的头脑里不可能不生根发芽。
辛亥革命成功了，民国建立了，再也不会有科举了，要读书只有进学校。那时安福全县只有一所高等小学，在里面读书的两百多学生，大多数是三十左右的青年，还有好些个没有考取秀才的老童生。我读完三年私塾，考上了那所学校。学的是国文、历史、地理、格致、修身、音乐、图画、手工、体操，最后一年还加上了一门英文。在高小三年中，除了接受那套洋教育外，有三件大事对我的思想有影响。
第一件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我已看报，看的是学校订的上海《时报》和《申报》。上海的报纸在英法势力影响之下，不用说是拥护英法方面，反对德奥方面的。把前者说成是为正义、人道、公理、民主而战，后者是讲强权、霸道、专制、野蛮的。因此我亦跟着同情、拥护英法方面，痛恶、反对德奥方面。尽管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为帝国主义而战，但是正义、人道、公理、民主这些美丽的名词给了我不能磨灭的印象。
第二件大事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乘欧洲大战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向我国提出了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袁世凯要做皇帝，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于5月9日除对第五条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当时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激烈反对。我们这个高等小学也开了一次国耻纪念大会，由一位老师上台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全场师生无不为之感动。爱国主义在我头脑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痛恨卖国求荣的袁世凯，痛恨侵略我国的日本强盗。
第三件大事就是袁世凯的洪宪称帝。这个窃国大盗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还不称心满意，到1915年12月12日居然粉墨登台做起皇帝来了。接着就是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各地纷纷响应，逼得他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皇帝称号，6月气死于北京。梁启超那篇反对他称帝的有声有色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亦由国文老师讲给我们听了，民主思想的根子又深了一层。
高小毕业了，父亲原来有意要我帮助他做生意，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他受到土豪劣绅的欺负，几乎闹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于是，才决心设法让我出外升学，希望我将来能够扬名声，显父母。听说北京有个清华学校办得很好，基本上都是官费，毕业后还可以留学美国。到了暑假，我就别离家乡前往南昌报考。清华是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而办起来的一所预备留美的学校，学制是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然后留美五年，一共十三年。每年中等科一年级招生是委托各省省政府办理的，然后到北京去复试。名额是按各省当年所担负庚子赔款的数目依照比例而定，江西每年分配名额约有五、六名。由于清华有特殊的待遇和机会，各省有权势的军阀、官僚、政客、学阀都想把自己或亲友的子弟硬塞进去。1916年江西省有六个名额，我没有八行书的介绍，考了个备取第一名。我气坏了，我痛恨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平。幸而随即考取了南昌第一中学，预备下年再考清华。在南昌一年中，有一件事情对我的思想有影响。那就是双十节那天，江西督军李纯为庆祝国庆到讲武厅去阅兵，文武官员都前呼后拥地跟着，把沿途的老百姓，连我们学生在内都赶到屋里去。我从门缝里窥看这些大小军阀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跑过去，老百姓连参加国庆活动的权利也没有，头脑里马上起了个大问号，这难道就是“民”国吗？
1917年暑假又到了，清华这次招考名额只有五名。我准备了一年，好不容易给我考取了。这是我一生的关键，这样一来，我就连续接受了美国资本主义教育十二年和英国资本主义教育一年，这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起了主要的作用。到了北京，一进清华校园，我这个土包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一个洋学校，也梦想不到有这么一个洋学校。这简直是一个大花园！堂皇的大礼堂，富丽的图书馆，雄伟的体育馆，整齐的科学馆，水木清华的工字厅，宽敞的课堂和寝室，大片如茵的草地，宽阔的运动场，高低的小山，平静的小河，优雅的荷花池，杨柳成荫的马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所凝结成的。课程设置除了小部分关于本国文、史、地、哲的功课是用国语教学外，大部分功课都是用英语直接教学的，从而使高等科毕业后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能插入美国所谓第一流大学的二年级，学社会科学的能插入三年级。
五四运动以前，清华留美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学自然科学的，五四运动以后，学社会科学的才多起来。教师中多数是留美的，也有不少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校园却只有五百名左右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很难找到工人和农民的子弟。我初入清华，不仅欣赏这种奴化、洋化教育，而且觉得自己能够享受这种特殊教育机会是一生的幸运。经过五四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我才逐渐地认识到清华有大事改变的必要。我为学生会写了一本名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的小册子，主张改组原来由教育部所聘请的教育专家所组成的校董会，把清华改成国立的、正式的、完全的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多收学生，多造人才；留学办法可以继续，但须举行全国公开考试，选拔大学毕业生，不应由清华包办，留学年限缩短为二、三年；课程应增设专门科目，尤其应重视有关本国文化的科目；原有师资不能应付正规大学的需要，须聘请专门学者担任教授。这些意见经学生会讨论修改通过，作为代表全体学生的建议，促请当局采纳施行。同时社会上和教师内部也有类似的舆论，于是清华便由预备留美学校性质，逐渐过渡到正规的完全的国立大学了。这种改制完全不是所谓“翻腾的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改良主义。招收的学生仍然是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儿女，工农子弟仍然被拒于校门之外，师资、课程、教材、设备以及其他种种方面，仍是效法美国大学那一套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五四前，清华学生只有级会、班会，没有全校性组织，五四后，学生会诞生了。学生会的组织，模仿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分立制度。有由各级依照学生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评议会，等于立法机关；评议会推举一人为主席，职权很大，等于学生会的主席。有由评议会选举的干事会主席一人和各部正副部长，等于行政机关。有由评议会选举的法官若干人，组成学生法庭，得审判记大过以下的错误行为，并实行陪审制和律师辩护制，等于司法机关。我在学生会活动中非常得意，连任评议会主席和干事会主席，因此很欣赏这种具体而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在清华读书八年，我深深受到美国资本主义教育的感染，但同时参加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卅运动。这三大运动不但对中国革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而且对我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因于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平会议不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归还我国，而把这些权利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北京学生感于德、奥、俄三大帝国的崩溃，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受到世界革命形势的鼓舞，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卖国，发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吼声，举行示威游行，并对勾结日本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采取了革命行动，爱国运动的熊熊烈火立即由北京燃遍了全国各大城市。清华与北京各校采取一致行动，举行罢课，成立全校性学生组织，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进行各种爱国活动。运动如火如荼，声势越来越大，北京反对当局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曾经采取高压措施，都无效果，决定于6月3日开始大逮捕。各校学生得悉之后，决定分批出发，准备前赴后继入狱。我参加了第一批，带领一个小分队到东安市场宣传演讲，当即被捕。6月4日各校第二批学生出发，遭到同样命运。6月5日各校学生就全体出动，反动当局捉不胜捉。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至此便由学生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成为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北京反动当局迫于这种形势，只好接受学生各项要求，并将逮捕的学生释放。7月间，山东军阀马良枪杀宣传抵制日货的学生，济南、天津和北京各校学生组织代表团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惩办肇事官员。我代表清华参加，又被拘捕。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拘捕，爱国主义深入我心，从此以后，反帝爱国主义我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尽管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但我爱祖国、爱民族的心永不会变。谁侵略我们的国家，不管是日帝也好，英帝也好，美帝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我就反对谁。谁出卖我们的民族，不管是袁世凯也好，段祺瑞也好，汪精卫也好，蒋介石也好，我就反对谁。但是我现在深切地体会到，我还必须走出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范围，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做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做一个国际主义者。
如果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那么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它一方面反对旧教条、旧道德，提倡科学和民主；另方面，反对文言文、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它粉碎了几千年来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新青年》杂志。我受到新思潮的感染，亦在《清华周刊》、《民国日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摇旗呐喊拥护。后来这个运动起了分化，有左右两种倾向，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为代表，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另一种是右的倾向，以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为代表，主张所谓好人政治。清华图书馆订有《努力周刊》和《民国日报》，至于《向导》周报不但学校没有购置，就是北京各书店也不出卖。清华是同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化的、贵族式的学校，教职员、学生中没有共产党员的活动。校址在北京西郊，自成小天地，脱离实际政治斗争。由于这种种原因，我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机会，跳不出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摆脱不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教育的影响，也不可能参加共产党。1921年左右，我在清华学校还组织过“仁社”，以联络友谊，砥砺学行为宗旨，在清华学校政治运动中起了些作用。社员有王国忠、贺麟、彭文应、林同济、陈铨等十余人。1925年我留学美国，仁社随即无形解散。总之，我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我是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和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有下列三件事情可以说明我这个时期的思想情况。
（1）1923年清华举行庆祝双十节国庆大会，特请在清华担任国学讲座的梁启超演讲，题为《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他强调指出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国民党要负重大责任。我听了非常气愤，认为他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随即在《清华周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梁任公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开头和结尾都是用下面两句话：“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根据历史事实，我揭露他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变为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他和他所领导的派系要负重大责任，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创立，倒不能不归功于孙中山和国民党。并进而论断他是政治上的落伍者。当时国民党有一部分党员在北京办了一个《时言报》，发现了这篇文章，便把它在第一版首要的地位，加了按语转载出来，并用特大号标题，名曰《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梁任公知道后，气急败坏地向清华校长曹云祥辞去讲座，曹云祥三番四复地把我叫去，要我写悔过书，并由他陪同前去向梁任公赔罪道歉，否则就要以侮辱师长名义将我开除。我说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但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任公可以谈论国事，我也可以谈论国事，梁任公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亦可以批评梁任公和研究系，我无过可悔，亦不愿意被开除。如果学校把我开除，我就要向法院起诉，向社会呼吁。曹云祥以我在学生中有影响，怕问题闹大，终于不了了之。梁任公随后不久也就离开了清华。再过十年（1933年），《东方杂志》元旦号以《生活的一页》为题，向我征文，我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题为《做学生几乎被开除》的短文。末了一段是全篇的主旨所在，大意说：这篇短文刚刚写好，有一个朋友来访，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梁任公曾经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我看你十年前那样热烈地拥护国民党，今天又这样地批评国民党，亦是自相矛盾。我反问说，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说罢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东方杂志》编者怕国民党反动派找麻烦，竟把这段删去了。我立即提出抗议，要求下期刊出全文，并表示道歉。结果是第二期发表了一则启事，声明未经作者同意删去了最后一段文字，致与原意有所未合，特向作者致歉。
（2）1924年，我以清华政治学会的名义邀请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演讲。事后美国校董贝克大为不满，吓得中国校董和校长惊惶不安。曹云祥这次又叫我去大加训斥，说事先不经学校同意就胆敢做出这种事情，你是不是“过激派”？（这是当时布尔塞维克的译名，在北京很流行）我说我不是“过激派”，还够不上做“过激派”，清华各个学会邀请包括许多美国人士在内的校外名人来校讲演，都未经学校同意，为什么请苏联公使演讲就要学校批准呢？曹云祥以事关外交，亦不了了之。
（3）孙中山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由旧三民主义变为新三民主义。同年冬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原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吴佩孚，电请孙中山入京。孙中山应邀北上，行前发表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号召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但不幸于1925年春病逝于北京。我在《清华周刊》发表《笔血墨泪以吊中山先生》一文，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在此重要关头，哲人凋谢，实为国家巨大损失，真使人有革命未成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感。当时汪精卫正在北京，我以清华政治学会名义请他演讲，他的演讲大受全体同学的欢迎。不料就是这个在前清末年以行刺摄政王而出名的汪精卫，这个以国民党“左派”面貌出现的汪精卫，竟于1927年在武汉叛变革命，并伙同蒋介石策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又于1938年12月逃离重庆，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组织南京傀儡政权，充当了头号汉奸，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由此可见，谁要背叛祖国，背叛民族，反对人民，反对革命，谁就要受到历史的裁判。你可一时欺骗人民，你不能永远欺骗人民；你可一时欺骗一部分人民，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
1925年当我在清华高等科快要毕业的时候，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如果五四运动和与之而俱来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的开展，那么五卅运动就为北伐革命战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5月间，青岛、上海各地日本纱厂先后发生罢工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竟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28日反动当局又屠杀青岛工人八人。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随后有群众万余人集合在英租界捕房门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巡捕竟悍然开枪打死打伤许多学生和群众。这就是有名的“五卅惨案”。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的反帝爱国热潮立即由上海席卷全国各重要城市，形成极大规模的五卅运动。北京学生闻讯立即组织各校沪案后援会，领导各种反帝爱国活动。我代表清华参加，并在《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随后又被派往武汉调查该处惨案，并要求湖北督军萧耀南开放爱国运动。萧看到报上纷纷报道我到武汉后的活动，以为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是教职员和学生的联合组织，欣然接见了我。但一看到我年纪很轻，正在惊奇之际，我劈头就说，现在全国舆论都说萧督军不爱国，压迫爱国运动。他急忙辩称爱国之心决不后人，就是怕游行示威，共产党从中捣乱。我说中央不怕，各地不怕，就是萧督军怕了而禁止爱国运动，这样就要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公愤，实属不智。他说那么我明天就出布告，声明保护爱国运动。于是第三天武汉学生就举行了极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游行示威。
8月，我由上海经过日本到了美国。在西雅图上岸，就接到正在印第安那大学举行的全体留美学生年会的电报，要我去报告五卅运动。我赶去报告后，群情激昂，一直决议，宣誓献身于救国事业。大会结束后，我即往威斯康星大学办理入学手续，学的主科是政治学。我深切感到五四以后参加政治活动太多，读书太少，决定在留学期间不参加党派活动，埋头好好读几年书。特别自国共分裂，南京反革命政权投靠帝国主义，并大打其内战之后，我对国事前途越来越感到失望，亦就越来越钻入书堆里。每年暑假的三个月则入芝加哥大学。因此只吸收了一些资产阶级的书本知识，而没有机会去领会被剥削阶级的真实生活；只懂得了一些抽象的民主自由、法治和宪制的原则，而没有深切理解这些东西的阶级本质；只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而没有认识它的实际内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找来找去，找到一些过了时的东西，而形成了下列一些对于国事的看法。
（1）中国必须独立和统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对内亦没有获得真正的统一。要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欲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提倡爱国主义，唤起全国人民，以民主革命的方法，把中国统一起来。军阀式的武力统一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失败了，蒋介石亦不可能成功。
（2）中国必须是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必须把中国建成为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由全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制宪会议，制定宪法，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国家重要机关的组成及其职权。人民享有普选权，由下而上地产生各级代表机构；行政机关应直接或间接向人民负责；法律必须由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讨论通过；必要时，人民可以依法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仅违反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而且必然是此路不通。人民须有组织政党的自由；各党地位平等，并享有合法权利。
（3）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人民应该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通信等自由，严禁司法和警察部门以外的任何机关或个人有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的行为。反对国民党各种特务机关的非法、恐怖行为。
（4）实行法治和司法独立。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另一标志。国家必须颁布由立法机关讨论通过的重要法典，以确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必须实现法律不追溯既往和被告不负举证责任的两大原则。司法机关应独立，不受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干涉，法官任期应有保障，审判必须公开，并采取人身保护状制、陪审制和律师辩护制。
（5）军队国有。军队应由人民产生的民主政府所掌管，作为捍卫国家、保护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武装力量。任何党派或个人不得保有军队，作为政争的工具。反对军人干政，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6）社会主义的经济。我当时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给了人民以政治上的平等，但是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它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容易变成为虚伪的东西。垄断资本可以操纵一切宣传工具，影响选举，产生代表它的利益的国会和行政机关首要人员。同时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和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认为苏联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共产党一个党的专政，不符合全民政治的原则，造成了人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苏联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平等，但是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上的平等。大权在手的领导干部和具有专门知识和专门技术的教授、专家、工程师们享受很高的工资和特殊的待遇，容易形成特殊阶层，等于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是我要到英国去留学并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的原因。在留学美国期间，我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认为以中国这样极其落后的经济和极其微弱的私人资本，要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赶上美、英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同它们竞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种种罪恶的后果，从社会主义上看亦是不足取的。
（7）科学的文化。美国各大学、各企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所设置的科学研究机构不可胜数，科学的发明和创造层出不穷，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不断涌现，工业、商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各方面的进展日新月异，这与抱残守阙的封建主义文化形成一个极其强烈的对照。要使经济落后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把外国的科学知识尽速地介绍进来，并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整理、批判我国固有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29年夏游历美国一些大城市以后，8月间我就由纽约到了英国，入了伦敦经济学院，作为研究员，跟拉斯基学习。拉斯基是当时国际上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家、费边社的社员、费边社会主义的阐述者，后来担任过英国工党主席。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在英国一年中，除跟他研究外，就是埋头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也就是马克思寄居伦敦时所经常去的地方。但是我所钻研的主要对象，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费边社会主义。结果是没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误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邪路。
费边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呢？它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号称是“渐进的社会主义”，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最好采用一步一步的方法，迫使资产阶级一步一步后退，逐渐地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它认为随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及，民主权利的扩大；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增加，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工人阶级组织的增强，从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随着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发展和强大；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和深入人心；随着资本主义弱点的揭发和暴露；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从而社会正义感即所谓社会良心的扩大，工人阶级的政党可以通过合法斗争和议会道路，逐渐实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革，以至于最后取得政权。工人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根据科学调查研究的结果，逐渐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到最后成为一个全民所有、全民所治、全民所享的社会主义国家。拉斯基认为资产阶级被迫可能让出一个又一个的前哨阵地，但让到核心堡垒时，它是会用武力反击的，因此分析到最后，他亦不否认工人阶级应有革命权。
英国工党发展的历史亦使我对议会道路发生了幻想。工党在19世纪末期还不过是只有十几个议员的小党，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已经成为两大党之一，而自由党则由于向左右分化，变成了小党。当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英国的时候，它便与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我根据费边社会主义这套理论、英国工党发展历史和英国的议会制度，对照我坐井观天所看到的所谓中国实际情况，于是又产生了下列一些想法。
（1）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只有两百万左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具备。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待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逐渐实施社会主义。
（2）怎样逐渐实施社会主义呢？我认为全国工商企业应分为下列三类：（甲）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乙）公私共有，公私共营；（丙）私人所有，私人经营，国家监督。农业也分为三类：（甲）国营农场；（乙）集体农场；（丙）个体农场。随着国家机构的健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各行各业及该企业单位的具体情况，贪污的根绝等等条件，经过科学调查研究，逐步地由（丙）类上升到（乙）类，再升到（甲）类，以达到一切工商业和农业都归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即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
（3）在政府组织方面，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即责任内阁制，要比美国根据三权分立原则的总统制好得多。主要的好处有三：第一，比较能反映民意；第二，政党的责任分明；第三，工作效率较高。中国应效法英国的办法。
（4）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英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中国几千年来行的亦是单一制，从社会主义要求有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的观点看来，也不应采取美国式的联邦制。
（5）什么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亦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而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研究，看问题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所以对于这个根本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答案，在我的糊涂思想里隐约地认为应该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领导。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永远不会成，我的一生就是一个活的见证。
我花了五年时间，用了大笔公款，在英美学了一些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东西，以为可以用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同时实施所谓“渐进的社会主义”，真是白日做梦。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切。
当我快要回国了，1930年国共早已分裂，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也早已开始。1927年有桂系与唐生智的战争，有李济深与张发奎的战争；1928年“济南惨案”有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1929年有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蒋、冯、阎三派的战争也正在酝酿中。国际形势亦在世界经济总危机高潮时期，正朝着帝国主义战争方向剧烈地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我在伦敦遇到了江西第一中学同学CC派罗时实，我回国前后，他和周利生（我小时的私塾老师，亦是CC派）极力劝我到南京去做官，我拒绝了。但是回来做什么呢？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条路摆在前面。第一条是革命的路。毛主席正在离我家乡不远的井冈山闹革命，要去很方便，但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受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逐渐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条路到南京去做反动政府的官吏。事实上，CC通过它派来英国留学的罗时实已经同我接洽过，要我回去直接找陈果夫、陈立夫。由于我对南京反动政权的不满和自己要发表所谓“政论”的打算，这条路也是不愿走的。剩下的第三条路只有到大学去教书，凭我的学历、学位，凭我的清华同学关系，这种机会是不难找到的。但是教书亦有两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教书？在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教书？清华和北大是理想的教书地方，如果以教书为终身事业，那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是我要谈政治，发议论，北京离政治中心太远，不方便。到南京去教书吗？中央大学是CC系控制的，官气很重，压力很大；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我又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在上海私立大学教书比较好，观察实际政治比较有言论自由。
主意初步打定了，我就于1930年5月离开伦敦，到欧洲大陆各地游历，访问苏联，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到北京正是蒋、冯、阎大打内战的时候，在清华、北大教书的朋友劝我留住，我见华北动荡，要到上海才能最后决定，于是取海道南下。到了上海，由潘光旦介绍接受了私立光华大学的聘书，担任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后来潘光旦往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校长张寿镛即聘我继任文学院院长，并在其他大学兼课。在讲课中，我极力宣扬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同时在胡适、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办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最后一篇题为《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映射蒋介石，几乎使新月书店被反动当局勒令关门大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我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田中秘密奏折，独吞中国阴谋计划的第一步，是关系中国存亡的大关键。基于这种认识，我就改变了至少在五年之内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以便著书立说的打算，发表了题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主张对日实行抗战，对内实行民主；并走出课堂，与章益（当时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谢循初（当时暨南大学校长）等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我们三人是常务理事）和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南京反动政府鉴于民气沸腾，为釜底抽薪，欺骗国人计，于1931年底1932年初宣布召开国难会议，聘请中国共产党以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我在内的七十余人为国难会议会员。我们就发起了留沪会员座谈会，交换对时局的意见，我与黄炎培、吴经熊、彭允彝等被举为干事。
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发生，我参加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支援十九路军的工作，结识了陈铭枢、蔡廷锴、翁照恒。在战事紧急的时候，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及留沪国难会议会员座谈会推举我和熊希龄、左舜生三人为代表，前往北京督促张学良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以解上海之危。同时代表上海国难会议会员与北京、天津的会员商讨出席的提案。在北京曾与张学良、吴佩孚、吴鼎昌交谈数次。张学良说，他的不抵抗是奉中央命令，只要中央抗战令一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恰在此时，上海十九路军被迫停止军事行动，此事无法再谈。至于出席国难会议的问题，大家商量确定由上海、北京、天津三处的国难会议会员推举熊希龄、褚辅成、穆藕初、马少山、李璜、罗隆基和我七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南京政府谈判关于结束训政，实行宪制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问题。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接见了我们，答复毫无诚意，我和其他一部份会员就决定拒绝出席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
这时候，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极力拉我，并以中央委员相许，我以该党政纲太右，又与旧军阀勾结，予以拒绝。张君劢亦拉我发起组织新党，我认为是康、梁一系人物，思想比国民党还右，未同意。这两个小政党，因为想做官，对于结束训政、开放政权是很感兴趣的，对于抗日是假的，对于反共是真的，所以最后都跟蒋介石跑了。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南京政府以为高枕无忧了，于是对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及活动人物开始采取分化瓦解、利诱威迫种种办法。CC系已经拉了一批教授过去，报纸上就出现了所谓十大教授的宣言。蒋介石通过李烈钧（江西同乡）和青年党的头目之一左舜生（中央大学教授），要我到南京或庐山去见蒋介石。去还是不去呢？我考虑自己人微言轻，决不可能影响他对日实行不抵抗、对内实行独裁的政策。他的意图，无非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我还年轻，还有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决不能卖身投靠，最后做他的殉葬品。我分别请李、左两人代为婉词谢绝。接着蓝衣社头目之一的刘健群来到上海，约我在新亚旅馆谈话。他说，政府正在准备抗战，但抗战必须全国统一，而统一全国就必须先剿灭破坏统一的共产党，我最好去南京工作，向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不要在上海哇喇哇喇地发空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我答复说，“好意”我很感激，但是我满意于现在的教书工作，不愿变更，至于国家大事，愿抒所见，决不会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
反动派见我态度倔强，便开始进行迫害。匿名信、恐吓信和带子弹的包裹邮件，相继而至。向后退却，还是向前苦斗呢？初生之犊不怕虎，我采取了后一种态度。我主编的《主张与批评》出版了，被查禁又改名为《自由言论》继续刊行。首先发表了《我们的根本主张》一文，主张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的文化。其次发表了《安内必先攘外》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共产党的感情亦有了变化，由中立转为越来越同情，并且参加了共产党所影响的以宋庆龄、蔡元培为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理事之一，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这些行动更激起反动派的注意和痛恨，于是他们对我采取了下列行动。
第一是彻底查禁《自由言论》的印刷和发行。
第二是1933年夏，密令全国各大学不许聘请我教书，原有聘约关系的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上海法学院也把聘约收了回去。这样一来，生活马上发生问题。怎么办？章士钊、赵叔雍（后来当了汉奸，做汪伪组织的宣传部长）和汤漪（江西同乡，旧国会议员）都劝我挂名做杜月笙的顾问，必要时替他做一些英文秘书工作，每月可拿干薪四、五百元，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骂人家流氓，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如果自己当了流氓的顾问、秘书，岂不要被人笑死、骂死，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章士钊欣赏我的这种态度，就要我在他的律师事务所挂牌做律师，一切开销不要我负担，并有他的帮办律师帮忙（我不是专门学法学的，我已料到教书饭碗将被打破，所以事先委托上海律师公会代我领了一张律师证书，以备万一之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则约我译书，每月交稿六万字，致送三百元。这样，我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每月收入和教书差不多，并且可以更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
第三是暗杀。有一天李烈钧叫我到他家里去，把从程潜（他与程邻居）那里得来盖有骑缝印的蓝衣社暗杀名单给我看，上面列有四十多人，鲁迅先生和我也在其内。他劝我逃往香港或躲一个时期再说。我想家有老小，又无储蓄，逃无法逃，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亦非长久之计。我想只有把这件事情在报上揭露出来，上海为国际观瞻所在，又有租界关系，反动派不能不有所顾忌。中国人办的报纸是不敢登的，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熟人张似旭在里面做总编辑，如果愿意发表，反动派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正在我对这名单半信半疑，还没有找到张似旭的时候，榜上有名的杨杏佛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驻上海办事处门前被暗杀了，这就使我再不能不相信。张似旭在陈友仁当外交部长时做过情报司司长，对蒋介石不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亲美帝国主义。我把暗杀名单交给他，要求他发表时，他面有难色。我说，你有美国的关系，他们绝不敢动你，他终于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大美晚报》中英文两版就以头条新闻披露，轰动了全上海，迫使上海伪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于次日在上海各报发表谈话“辟谣”，榜上有名的人从此再没有被暗杀的了。但是解放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派了一位王同志来向我了解，说有两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曾奉反动派命令来暗杀我，并且到过我住的地方察看情形，问我是否知道这件事，认识不认识这两个人。我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亦不认识这两个人。反动派这样对我进行迫害，为什么我宁愿“北走胡，南走越”，而不西上井冈山呢？这正好说明我的阶级局限性。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和李济深等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陈铭枢的亲信王礼锡（安福小同乡）密电邀我去参加。我秘密到福州住了几天，看不成气候，就回上海。在厦门搭船途中，在船上认识了章伯钧。
冯玉祥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退居泰山。他通过李烈钧于1934年春季，邀我随同李去泰山一游，谈了国际形势与抗日问题，随后他又邀我们同他一起游历了胶东各县。
1935年夏天，李济深、陈铭枢由香港托人带信来邀我前去商谈组织抗日救国政党问题。到后看他们内部意见复杂，希望渺茫，乘桂系驻港代表甘介侯（清华老同学，曾以桂系关系做过外交部次长）邀我去广西参观的机会，便由广州乘机转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谈过几次，仍由香港回到了上海。后来李济深、陈铭枢派胡某（忘其名）来告诉我，他们已经组成民族革命大同盟，选出中央委员九人，把我也放在里面，并要我担任华东方面领导工作。我因为不知道其中内容，又没有看到具体政治纲领，未便接受。
正在这万分苦闷之际，传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1日发出的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人民共同抗日救国。我感到非常兴奋，由衷地赞成，当即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1936年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我在三个组织中都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这是我一生政治活动中最有意义的时期。在这时期以前，我是旧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应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结果是到处碰壁，一无所成。在这个问题上，我摸索了十六年，救国会运动开始之后，我才初步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基本上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和领导，并参加了广大的群众斗争运动。
国民党反对派对于发展迅速、如火如荼的救国会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1936年“两广事件”的时候，上海警察局派了以一个姓范的督察员为首的八个特务，身带手枪，夜闯入我家搜查，气势汹汹，几乎开枪，幸而没查到什么，便狠狠而去。8月间，蒋介石以分化利诱等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9月中旬以胜利者的姿态到了广州，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邀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我前往会谈，用“调虎离山”之计，企图使我们离开上海，不能领导即将来临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我们的答复是过了九一八动身。这个答案显然激怒了反动派，我们七个人终于在11月22日深夜被捕，随后被押往苏州，以“危害民国罪”关进高等法院监牢。这是“七君子”事件。
二十天后，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及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但予以拒绝，而且积极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枪杀爱国青年，张、杨乃联合行动，将蒋逮捕。这就是1936年12月12日著名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决策，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抗战，蒋介石乃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并于7月底电令苏州高等法院将我们释放，要我们去南京会谈。我于8月13日下午5时从南京乘火车回到上海南站下车，恰好听见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第一声炮响。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了，我们马上投入了后援活动。
不久南京政府成立抗日大本营，各党、各派都有代表人物参加。我应邀参加第二部（政略部）和第四部（国民组训部）为挂名委员，除参加几次会议外，没有实际工作。上海沦陷以后，第二部部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李烈钧、罗隆基和我回江西出席全省总动员会议，中共地下党员徐雪寒同志陪我同去。会议结束后，熊约罗和我密谈，留我们在江西担任行政工作或从当时开始发行的江西省建设公债三千万中拨给我们每人二十万元，在江西开办实业，意图以官职或厚利羁留我们，免得我们在全国政治上“唱高调”，与国民党反动派为难。我们不约而同地以无行政经验和办实业经验为词婉言谢绝。12月13日南京失守，我回到安福原籍省亲后即赶往武汉。
1938年初，熊式辉通过卢作孚约我和罗隆基中的任何一人回省担任新近扩编的保安团的政训处长，而以与他有亲戚关系的肖淑宇为副处长，我们亦拒绝了。接着他又电邀晏阳初、罗隆基、许德珩和我回南昌商谈开办江西省政治讲习院，训练全省新县制工作人员以利抗战。我们以事关教育抗战干部，终于同意由我担任教务处主任，许德珩担任训导处主任，罗隆基担任研究处主任，蒋经国任大队长，而熊则自兼院长。第一期刚一结束，熊借口九江渐告吃紧，省政府准备后撤，解除了我们和讲习院的关系。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宣告成立，我们三个人都被任为参政员，转往武汉出席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这个时候，正值徐州失陷，少数失败主义者散播投降妥协的空气，又听说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有调停的活动，于是坚持抗战的人士有救亡总会的活动，在汉口青年会开过几次会，我也参加了。汪精卫当时是参政会的副议长，要彭学沛约我去谈过一次话，我表示反对与日帝妥协，特别是徐州失陷以后谈判就是泄气，就是亡国。他默不作声。
在参政会中，我的发言和提案，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例如1938年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会议，陈嘉庚打了一个简单电报提议“言和者以卖国贼论罪”，引起一场大辩论。国社党梁实秋发言说，任何战争都是以和平结束的，言和不等于出卖国家利益，为什么要以卖国贼论罪？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汪精卫，他默默地同情梁的意见。我反驳说，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了东北，占领了华北，占领了南京、上海，又占领了武汉，而且正在继续进攻中，在这种形势下，除了屈膝投降为城下之盟以外，有什么和可言，主张言和者当然应该以卖国贼论罪。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公开说出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只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主席针对他的这一投降论调，在6月30日发表的那篇题为《反对投降活动》一文里，指出抗战到底的“底”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是其他。我们在参政会上亦提出了抗战到底收复一切失地的提案，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协定，我于1940年1月在江西的《前方日报》发表《汪逆精卫卖国协定的分析》一文，并分发其他一些报纸转登，以打击公开的汪精卫的方式来打击暗藏的汪精卫的投降活动。
另一类是关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例如1938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举行的时候，我提议设立省、县各级民意机关。在1939年9月第四次会议上，我代表救国会提出了限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提案。
此外，因为参政会的关系，我被派参加了第九战区的军风纪巡察团。团长为苏炳文，该团是由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参政会、监察院、军法总监部等机关的代表担任委员，表面上看来权力很大，好象带有“上（尚）方宝剑，可以就地处理违犯军纪的军人及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但是实际上和检察院一样，不说不敢打老虎，就连苍蝇蚊子都不敢拍。每到一军部、一师部或一专员公署、一县政府，都是事先通知，军长、师长或专员、县长照例欢迎，照例接待，照例开座谈会，照例听取报告，照例讲一套废话，然后恭送如仪。但是前方军部、师部的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大都是年轻人，朝气蓬勃，关心国家大事，往往邀请我给他们讲演国际国内形势。不料这些讲演活动引起巡察团中个别委员向蒋介石打秘密报告，说我在前方煽动军心，别有用意。后来到重庆开会，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把这事告诉我，并说经他多方解释，才化险为夷。我除把巡察团工作向他汇报以外，立即表示坚决辞职不干。后来这个形同虚设的巡察团干脆被撤销了。
1939年春，江西吉安有个《日新日报》，一无经费，二无人才，办不下去，要求我接办。我感于前方精神食粮的缺乏（大报纸都撤到粤汉铁路以西的大后方去了），江浙流亡到吉安、泰和（江西省政府所在地）一带无事可做的爱国青年很多，而吉安又是前方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城市，经与在江西的救国会朋友商讨后，就接收过来了。这张报纸始终以坚持抗战和坚持民主为宗旨，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各大报的交换，特别是重庆《新华日报》的交换，得到各地进步人士的来稿，得到民众的同情和拥护，得到参加工作的青年的艰苦努力，同时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经历无数的苦难险阻、破坏、打击，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种类型报纸以外的第三种类型的报纸，那就是既有地方性又有全国性的中间性的报纸，在东南文化战线上起了一些进步作用。它一直办到解放以后，改名为《前进日报》。
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极力拉我入党，孙科、陈诚、张群、熊式辉、陈立夫都约我谈过，我以各种不同方式推辞了。1940年周恩来视察东南各地，路过吉安，在我内兄家里和我秘密会见，我曾向他汇报此事。周恩来说：那么将计就计，参加进去搞个反对派好了。我说我一向是公开反对国民党各项反动政策的，如果进去，就要失掉个人在社会上的影响，而且我是喜欢公开发表议论的，不适宜于做这种工作。我没有听总理的话。
1940年往重庆途中，忽然接到江西省政府转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许崇清的电报，邀我前往曲江担任法学院院长。到了桂林，又接到由广西省政府转来的第二个电报。在桂林的朋友一致主张我接受这个职务，以建立东南进步文化战线的根据地。恰好参政会延期，我便折往曲江，与许会谈，表示可以考虑，惟须回到江西才能最后决定。许在我一离开曲江之后，为了满足学生要求和安定学校秩序，立即正式宣布。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深恐我对反动派不利，乃以中山大学系纪念先总理的大学为理由，认为非国民党员不宜担任此项职务。党部插手干涉，激起了全校绝大多数学生的反对，法学院全体学生并派了代表六人赶来吉安，接我同去。同时许崇清亦来一电，催我即日前往就职，但是又恳望入党，“以资表率”。我与在吉安的朋友商量后回电说，讲学与入党不应相提并论，入党问题中央原在洽谈之中（指上节所说国民党极力拉我入党事，用意是留有回旋余地），今以此相挟，殊不可从，谨请辞职，以让贤能。后来学生反对党部风潮越闹越大，传到国外。邹韬奋在香港发表《患难余生记》一文中，论及我的复电中插入“入党问题中央原在洽谈之中”一语，以不明此中内幕，言外似有微词。现在想来，我的态度确是不够明朗。当时我应采取的态度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复电辞职，但严词谴责广东省党部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将讲学和入党混淆在一起，促请全国注意，给反动派以有力回击。另一种是随同学代表前往就职，不入党，坚决与党部斗争到底，并诉诸全国舆论，争取各方的支持和同情，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这两种态度不采取而采取了上述复电所表示的那种软弱的态度，结果使学生群众大失所望。
1942年国民参政会第三届改组时，反动派把代表救国会的几个参政员都除名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外围”，在参政会碍手碍脚。
1943年底，国民党为了欺骗国人和应付国际舆论起见，又以准备实行宪政为幌子，在参政会之外设立了一个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把与救国会有关系的张志让和我拉去做会员。我到重庆出席会议的时候，教育部次长顾毓绣（清华老同学）特来和我密谈，说如果能起草一部“适合最高当局身裁的，切合国情的宪法”，你对国家的贡献就是无法估计的，你的政治前途亦是无可限量的。我说，国内党派问题，主要是国共问题未解决，民主改革未成事实，抗日战争没有达到最后胜利，即使起草好了一部完善的宪法，又怎样实施呢？所以现在还谈不到起草宪法的问题。宪政实施协进会这个组织后来觉得无事可做，又要一部分会员分别在各省考察宪政有关设施，如各级民意机关之类。湘鄂赣区考察委员有湖南的仇鳌、湖北的张难先和江西的我。所谓考察委员，一无职权，二无办法，三无经费，四无交通工具，我们三个始终没有碰过头去做那煞有介事的“三省巡阅使”。我只在吉安、泰和附近几个县看了一下，分别邀请一些人举行座谈会，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写了几份报告，说明现存的民意机关并不能反映民意，寄往重庆销差。
1944年日军进攻湘桂铁路线，前往重庆的交通极端困难。我被迫局处于吉安，孤陋寡闻，很感苦闷。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原子弹一枚。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蒙古对日宣战。同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算是胜利地结束了。国际国内形势将发生什么变化？个人作何打算？《前方日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我当时考虑的问题，我的看法大略如下：
（1）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垮台了，英法等帝国主义大大削弱了，独有美帝国主义相对地增强了。
（2）苏联大大地增强了，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变得强大了。
（3）美帝国主义势必支持一切反动势力以镇压革命势力，苏联势必支持一切革命势力以反对反动势力。美苏关系势必趋于恶化。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苏不致于马上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不会接着就打第三次大战。
（4）国民党反对派决不会容许共产党保有强大的红军，势必投靠美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就是说它要挑起内战。共产党是反对内战的，对于国民党的挑衅是必定要反击的。
（5）中国有两种前途：一是内战的前途，一是和平民主统一的前途。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内战，又经过八年的抗战，是反对第一种前途，拥护第二种前途的。
（6）为了争取和平就要反对内战。为了争取统一，就要拥护民主。和平、民主、统一这三项原则是相互关联的。
今后个人的努力就是要根据这三项原则。正面说来，就是要争取和平、民主、统一；反面说来，就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但对分裂，而实际的工作，还是从事于文化教育事业为宜。《前方日报》迁往南昌作用不大，如果能前往上海，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及如何把这些看法见诸于具体行动，还有待于出去看看，搞清内外形势，并于救国会朋友共同商量决定。到重庆去的交通是十分困难的，只有等旧政协开完，后方的朋友纷纷东下，才好动身前往南京、上海。根据这种盘算，我于1946年3月离开吉安，在南昌徘徊了三个多星期，5月初到南京，与张群、吴铁城、李惟果等见了面。与张、吴会谈的目的在摸清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在打内战还是想和平。与李会谈的目的是替《前方日报》申请迁往上海的许可证。张是行政院副院长，很圆滑，答复问题不着边际。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表示比较露骨，他说如果我是你，大可乘机到美国或英国去教一两年书再说，何必挤在国内惹得一身是非呢？如果你同意，我倒可帮忙。我说让我考虑考虑。李惟果是清华同学，当时的宣传部长，他的答复也很有意思。他说：依私人友谊来说，今后的报纸很难办，我劝你干脆把江西的报纸卖掉；依公事公办来说，《前方日报》的迁移许可证你可申请，但批准与否须经过研究，我不能单独决定。从这几个人的说话中，从私人朋友的消息中，我的印象是反动派已经决定了打内战的方针，正在争取时间积极准备。一到上海我就把这种看法告诉沈钧儒和张澜、罗隆基等。我认为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统一，反对分裂，应该在蒋管区发展中间力量，壮大中间力量，把软弱无力的民主同盟改组，不以三党三派为组成单位，而以个人为组成单位，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有系统的政治纲领。趁和谈未破裂以前，在全国各大城市尽快发展组织，并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运动，三党三派同时宣布解散。救国会领导成员对这个计划表示赞成，但不热心。张澜认为意思虽好，但很难实行，劝我先参加进来再说。罗隆基热衷于和谈。国社党和青年党是倒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张君劢、左舜生等都要保留自己的小摊子，作为买空卖空、讨价还价的依据。到1947年年底，我才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个计划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映了中间路线的幻想，如果真正见诸实行，形成一种强大的中间力量，一个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对于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固然不利，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亦会发生很大的阻力。本来民主政团同盟当初在重庆酝酿组织的阶段，我是参加在内的，但是后来正式成立的时候我却在江西。我因为上述改组计划未被采纳，而民盟内部又极其复杂，故没有同意参加。
这时候我的心情是相当空虚而苦闷的。田汉五十岁寿辰在福州路杏花楼聚餐，郭沫若、夏衍、阳翰笙、周信芳等都参加，罗隆基和我亦在座。聚餐完毕后，我们两个一同走出门，罗问我怎么走法。我说向右走有跳黄浦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他报我以会心的微笑。
慢慢向左走，做什么具体工作？罗家衡（江西同乡）劝我做律师，办汉奸案子很容易发财，我说以一个主张抗日的人现在来为汉奸辩护，我不能干这种事情。想来想去，还是设法把报纸搬来上海，于是去找上海市长吴国桢（清华同学，兼房屋分配委员会主任委员）申请报馆房屋。他为敷衍面子，分配了北四川路底山阴路口一间门面的店房，既不能作编辑部，更不能作为印刷所。怎么办？我和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商量，决定办书店。资金分作四股，生活书店担任两股，救国会同志杨伯鹏担任一股，我的一股是干股，作为我交涉房屋的酬劳。书店定名为自由出版社，职工由徐调配，我挂社长名义，以便对外，不支薪。初步经营贩卖进步图书杂志，凡是在别的书店买不到的，自由出版社出售。这样就引起反动派的注意，遭到两次搜查，职工吕诚一度被捕。徐伯昕1957年在北京告诉我，当年生活书店所担任的股金，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拿出来的。自由出版社虽然没有出版什么有价值的书，但是在贩卖业务方面曾经起过一点小小的进步作用。
1946年7月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准备大致就绪，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对于内战前途的看法，我偏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偏低地估计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总的认为反动派贪污腐化无能，不得人心，必然是要失败的，但是由于美国的大力支持，内战可能延续五年或更多的时间，规模要比1937年的内战大不知多少倍，人民生命财产要遭到巨大的损失，国家要受到严重的破坏。面对这种局面我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到过十多个大中学校演讲，说明中国人民要的是和平而不是内战，是民主宪政而不是一党专政，是独立自主而不是美国插手干涉。这些演讲都是由陶行知挂钩联系的。
第二，出席参政会反对“戡乱”。1947年1月忽然看见报载国民党政府发表我为参政员，意在拉拢。我随即在《申报》等报上发表谈话，说明事前未经本人同意，是否接受和出席会议须看是否有利于和平、民主、统一。3月，我回江西料理报社事务，接家眷出来，并往安福原籍省亲。4月，参政会开会，秘书处来电通知，报载民盟领导成员梁漱溟、黄炎培及民主人士许德珩等已往报到，并在为和平奔走。我觉得这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最后机会，一到南京就先与梁、许等商谈，许并于次日邀请主张和平反对“戡乱”的参政员十余人聚餐，当即决定两事：（1）推我当场起草主和提案，由出席聚餐的人签名。（2）推举许德珩、江恒源和我去见陈诚和陈立夫，劝告不要镇压学生运动，避免造成流血惨案。这时，华丁夷来通知我，说救国会要我先往上海一行。我因为次日就要开大会讨论“戡乱”问题，作为主和提案的起草人，并且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事实上是不能离开的。次日，我发言后即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猛烈攻击，但是我们少数派的意见通过《大公报》特派记者的关系立即在该报发表了。沈钧儒为学生运动问题来到南京，相见之下，就问我在江西是否接到孙晓村关于救国会决议要我不要去参加参政会开会的信，我说并未接到，并且向他报告到南京后所做的工作，他表示满意。但是作为救国会的会员，没有先去上海同领导成员会商，那是违反组织纪律的，特别是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我应该采取同样的抵制行动。
第三，反对解散民盟。1947年10月某日，褚辅成约请吃饭，说有重要问题商量，在座的有沈钧儒、楚图南、冷御秋等。沈报告接到黄炎培电话说国民党政府已下令解散民盟，请大家设法挽救。当经商定由褚辅成去找杜月笙、钱新之，由我去找张君劢、李璜、胡政之，要他们出来说话。胡政之说，身体有病，不愿与闻。我同张君励、李璜谈话时，张澜、陈铭枢亦在座。我说，我非民盟盟员，但这不仅关系民盟存亡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民主政治的命运问题，希望张、李去庐山向蒋介石力争。张、李表示不愿意去，只答应出面打电报给张群转蒋。张要李主稿，其中“勿为己甚”一语是我坚持加入的（电文见当时各报）。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越来越大，张澜约了沈钧儒、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在寓所讨论是否要发表解散民盟停止活动的公告，要我也参加。大家不愿首先表示意见，张澜望着我说，还是你这个非盟员来开个头吧。我说国民党政府要解散民盟，那是它的事，你们愿否宣布解散是你们的事。依照法律手续来说，这个重大问题应该召开代表大会来决定，你们少数领导成员是无权作出此项决定的。当年救国会的几个领导人被捕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亦以解散相要挟，当时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此种权力。我说了之后，就先走了。
第四，参加反美扶日和反美扶蒋运动。美帝国主义看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它在中国的特权有被根本消灭的危险，因此，除了大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之外，还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以便将来使它做对付新中国的马前卒。对此，1948年上海学生界、教育界、文化界有反美扶日和反美扶蒋的运动。关于反美扶日，上海文化界、教育界发表了几次宣言，我参加了这些宣言的起草和签名。关于反美扶蒋，显著的例子是在《大公报》发表的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两封公开信。一封是大学教授联合会的孙大雨起草的，他曾经拿稿子来和我商量过，签名的极大多数是大教联的人。另一封是我起草的，签名的范围比较广泛些。
到1948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失败已经定局。毛主席于1948年12月30日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又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引退”，而由副总统李宗仁上台做代理总统。李的亲信邱昌渭（留美同学，曾任北大政治系教授）跑来上海，企图策动和平运动，希望我出来奔走。我干脆答复说，现在不是和平问题而是革命问题，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投降问题。他要我同去找张澜、罗隆基，我也拒绝了。
眼看上海快要解放，全国快要解放，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感到紧张。高兴的是蒋家王朝终于垮台了，新中国快要诞生，紧张的是怕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有个朋友来报信，说根据他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工作的弟弟的消息，上海准备逮捕八个人的名单中末了一名是我，劝我马上躲起来。过了两天，他又来报信说，调查结果我未参加民盟，已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除去了，但是劝我还是小心为是，不要出门，最好每天到他家里去打打小牌消遣，并且介绍和他的弟弟见面，以便掩护，并可随时了解情况。我就依照他的办法，度过了解放前夕最紧张的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方面热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对于新的政治生活不习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觉得陌生，以为新民主主义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体会不到国内的基本矛盾已经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体会不到人民民主主义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不仅如此，我还背着一个沉重的“进步包袱”，进入解放后的新中国，自以为五四运动以来反帝爱国运动无役不从，坚持抗战和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对外投降政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以至于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共产党所影响和指导的救国会运动，坐过三次牢，几乎被暗杀，因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
有一次饶漱石约我在他寓所谈话，试探我是否愿意担任行政工作，我回答说我的自由散漫作风不宜于此，如有机会愿意到大学里去教书。所以后来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和法学院院长胡曲园来找我担任政治系教授，我欣然同意，并以把丢开了十八年的教书工作重新拿起来，并不觉得费气力而引为自豪。
1952年参加学校的思想改造，这是一场很激烈的思想斗争，时间经历大半年，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思想改造以后，院系调整，复旦的法学院和政治系归并于华东政法学院，我被调到历史系讲授世界近代史，并担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主任。我很满意于教学生活，并且自以为对于教学工作是相当认真负责的。我觉得共产党对我也越来越信任，1956年优待高级知识分子，我在复旦是第一个受到最好的照顾。我的爱人逝世，后事都是学校料理的，儿子看病的医药费都由学校包了下来，并且要我搬到十八层楼的茂名公寓去住。我觉得同共产党越来越亲近了，胸怀也随之开朗。共产党不但在生活上照顾我，而且在政治上重视我，我担任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会副会长，历史学会、国际关系和律师协会的常务委员等职务。
1956年3月，苏共举行二十大会议，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文被美国杂志《世界新闻与报道》发表。苏共二十大以后，6月发生波兰事件，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我私自庆幸新中国没有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但是国内亦有几种情况使我觉得有扩大民主生活和加强法治的必要。第一，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因之我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扩大民主生活以防止官僚主义，加强法治以防止干部滥用职权，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已经有加强法制的报告，而且中央的刑法草案已经发到上海市政协法律组讨论，我就是该组的召集人之一，我认为颁布重要法典的时机已到。第三，上海法院已经采用律师辩护制和陪审员制，并且有律师协会的成立，而我又是常务理事。因此我认为这是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法治的表现，可见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而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957年二月，全国政协开会，上海市政协推举市统战部长刘述周和我两人去参加。到了北京，救国会的朋友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热情地招待我，史良并向我透露有重要工作在等着我。另外，一些人则批评我说，解放以后我太消沉了，今后应该多说话，在这次大会上应该发言。我就在这种气氛下，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并且立即得到了马寅初的赞扬。
当时我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安如磐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为光明的、先进的、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否认？正因为如此，为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下情不能上达，以致于演成严重问题，就要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名言向党提意见，这才是民主人士应尽的职责。如果民主人士不说，一般人更没有机会说了。所以我在全国政协的发言里说过“不患党内的唐太宗太多，而患党外的魏征太少”之类的话。
1957年6月14日，上海市一场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派的激烈的斗争从我开始。经过漫长的学习和改造，到1960年国庆节前一天，党给我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1年我重新结婚了。我的新爱人也是再婚的，她以前的爱人和我以前的爱人一样，因病去世已经多年，留下了几个孩子。我们彼此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所以婚后互相照顾，感情甚笃。
1960年以后，我重新走上复旦大学讲台，再次担任世界近代史这门重点基础课的讲授任务，领导上还叫我为教育革命时期没有上过这门课的班级补课。为了扩大学生知识面，历史系中几个老教师共同开了“史学评论”课，介绍和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流派，我担任其中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部分。领导上还叫我向研究生讲授欧美社会政治思想史，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讲起，特别着重讲有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学派，一直讲到19世纪末期。领导上还宣布，根据中央计划，复旦着重研究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首先要开设美国史的课程，由我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史，还准备带三个研究生。
1961年高教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各大学世界史教材编译会议，参加的有北大、复旦、武汉、中山、华东师大等重点大学的老教授二十余人，我也在内。除编写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和世界近代史三部教材外（已出版），还编译一百三十万字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资料（后来减为三十余万字）。我编译了两个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历史哲学著作。
除了校内教学以外，校外的任务也纷至沓来。商务印书馆叫我介绍工党右翼理论的书籍，并要我把解放前所译拉斯基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拉丹纳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加工和补译，作为内部参考出版。此项工作早已完成，稿子现在北京商务。上海人民出版社要我参加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已出版）和《历史研究》第十二卷。后者我已译好二十余万字，红卫兵造反时毁去大部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出版的《文摘》杂志，要我摘译资产阶级法学方面的论文十余篇左右。我还参加了《辞海》工作，编写了近代国际关系史部分。总之，这几年中我改译和翻译的东西总数约在一百万字以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专院校首先是用大字报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反动学术权威”的言行。揭露我的有四张。第一张是揭露我在讲授世界近代史那门课中散步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毒素；第二张揭露我在带研究生讲授欧美社会政治思想中散步关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毒素；第三张是质问关于罗隆基来上海和我见面搞了什么阴谋；第四张是揭露我在料理彭文应丧事中为右派分子张目的活动。由于揭发的大字报较少，我就认为这次不会挨斗。后来大字报揪出来的“反对学术权威”、“反动学阀”、“反共老手”、“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越来越多，我亦被编进了“牛鬼蛇神劳改队”，经受批斗，勒令“交代问题”。9月22日晚，复旦的红卫兵来造我的反，分班轮流审问，要我交代。每日三班或者二班或者一班，斗争经历四十二昼夜，至11月2日以群众专政的方式，由公安局把我逮捕。
1969年1月14日上午，我突然胃大量出血，上吐下泻，昏倒在看守所。我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医院住院医治，经过医生、护士五个星期认真负责的治疗、护理，转危为安，于2月21日出院，又回看守所。
（何碧辉、赵寿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