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鸣

发布日期:2024-05-22 访问量:

——兼论周谷城先生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当代性

正好都是100年,世纪100年,中国开始近现代化100年,周谷城先生诞辰100周年。在这伟大而紧迫的100年的学术局面中,周谷城先生是一位在事实上实行“无差别境界”的时代敢于以“无差别境界说”显示自己差别的学者;是一位许多中国学者因国家的挨打被辱而“言必称希腊”的情况下,敢于明确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是一位在“唯我独革”“左倾”越倾越左的年份敢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提倡全球视野的学者。在这100年中,能这样自觉地一面不遗余力地捍卫祖国文化,一面尽其所能地介绍世界文明;一面积极投身人民革命的历史运动,一面实事求是坚持学术的独立和学理的尊严;一面与众多人士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一面特立独行,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维护学术的原创权,这样的学者,在这百年中实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同样,能彻底将自己的人格和学格坚持始终,在这千变万化的充满“占有欲”的诱惑的100年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以一颗平常心,在险恶的逆境中照样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众人拥戴的顺势中从不强词夺理以自己一家之言钓名沽誉,在这百年之中,也真的不多。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最宝贵的性格,在于不要奴颜和媚骨,不要夜郎自大和崇洋迷外。周谷城先生写成中国和世界两部通史,恰是这一心态的表征。他力求从全球的眼光来看中国,和以中国与各个国家的平等态势来看世界,从更深刻更广阔的视角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眼光。历史学一直是反向的未来学,真正称得上为历史学家的人一定包含着与众不同的对未来的洞察力。中国史学界百年来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上几乎没有大的建树,故到今日对此加以反思的文章很多,作为弥补,引述西方历史学理论者更多,但能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自己的卓识洞见者则不多。我们纪念周谷城先生,就是要认真研究蕴含在周谷城先生独具一格的论述方式之下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在时代的大变化中,考察他所提出的各种似乎不近俗理的论点所体现的超前性和洞察力,然后逐步明白在世界翻天复地的今天,怎样做一名历史学者,怎样去做历史的学问。

在当今世界普遍“物化”和效益至上的情境中,“文人何为?”时常见诸报端。这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过反思和自我批评所提出的一个做学问的元问题:做学者和做学问究竟为了什么?又应该怎样做?“文人何为”仿自德人海德格尔的文句之中译,这位大学者因在希特勒时代“一念之差”而永成学界的公案——学问的博大精深与历史洞见和政治觉悟的卑微低档成强烈对比。我本人始终对这些学者的学问和人格抱一定疑虑。

“博大精深”是周谷城先生身体力行,谆谆教诲后辈的(“后辈”是我们做学生的自称,他一生平易近人,始终把在年龄上小他几辈的学生看作学术途中的同志和同行)。在我看来,“博大精深”的学问首先要有人格和学格的高风亮节,尤其在变幻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更是如此,无此,那怕日后忏悔或辩解,总表示出本人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水平不够,谈何“博大精深”?对于文人和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来说,这又恰好是学问的根本。

时至今日,在海外出版的1998年6月号《文化中国》中,人们还充满敬意(一种事过境迁,带有历史的冷静回味的敬意)地写道:“值得一提的是:在六十、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周谷城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文革伊始,周谷城和周予同教授等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而被关进‘牛棚’,受尽凌辱与折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为迫周谷城屈从批孔,不择手段,动员周谷城的朋友和亲属向他做说服工作。并许诺不仅‘解放’周谷城,并调回其当时在北大荒劳动的长孙女到复旦大学学习深造。周谷城不为所动,默然拒绝,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守道不屈的高风亮节。”学者操守,至少对自己呕心沥血研读而形成的学术观点应有足够的自信和自爱。如为权势物欲之故而随便改变,则只能算“学问”媚客;而稍遇压力和利诱,即违心检讨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那么如果不是人格有缺陷,便是学识太浅薄。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见周先生在“文革”期间如何坚决而机智地捍卫自己的学术成果的。

其实,周谷城先生在关于逻辑、“时代精神汇合论”等一系列笔战群儒的学术辩论中,早就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五、六十年代那样不开放不改革的社会形势中,这样做不单单表明他探索学问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更在于他对世事学问的洞察——大封闭后终有“双百方针程效日”,让真正做学问的人“甘居决不在中游”(周谷城的诗)的一天。

周谷城先生研究学问既不脱离时代又不做时势奴仆的风格和做法,存于其治史之始终。也是在上述的《文化中国》上,至少有两篇文章与之有关。其一是《周谷城论孔子》,文章说:“自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孔教救国’和‘道统’学说风行一时。周谷城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出发,撰写《孔子的政治学说及其演化》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的《民铎》杂志,其目的在驳斥戴季陶的孔子至孙中山的‘道统’论。”后人认为他对孔子的评价有独到之处。其二是《走出史学研究的樊篱——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文章指出,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这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在当时情势下,周谷城先生敢于冒风险,与正统的大学者有异见并坚持始终,则是另一个问题,没有对世事学事的大彻大悟是作不到的。周谷城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独特见解,是人所周知的,可贵的是他持此种观点跨越了几十年、几个朝代,一以贯之,直到“新时期”可实事求是回顾往事之时,他在《怀念郭沫若先生》一文中作为双方治学交往一则佳话引述,真如一片混水中的一线清流。而这课题,恰与半个多世纪来世界学人对历史阶段的“单线直进”论之批评和反思,各国特色之发展道路论点的提出平行,甚至超前之。环视史学界,能在这类风口浪尖问题上坚持己见的有几人?

限于历史条件,周谷城先生无法将早已开始的工作做全做完,但他由人格而促成的学格,确是博大精深的。

并非偶然,周谷城先生在1924年(时年26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活系统》,已如他晚年所能自豪地所说的:“我的思想体系就是这本书决定的”。在人生之初的这本著作中,周谷城先生就以学者的自信力和个人的人生信念提出自己的生活观,故此书实际上亦是本人人生的宣言。周谷城先生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相续。即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继而是物我分立,再是信仰生活。周先生认为生活的进化就是这三种境界轮流不息。而进化的原因是物我双方的运动。轮转一次便是进化一次,轮转不已,便是进化无穷。只要生活不停止,变动也不会停止,进化也不停止。……”周先生坚信生活只是生命之我与环境打交道,无信仰,物驾驭我,有信仰,我驾驭物。与周谷城先生有交往的人皆感受得到他笑对困境,甚至以游戏心态对待那些扯着虎皮打将上来的人的脱俗大气。他对人不严苛和刻薄,却敢于针锋相对,认为这才是学术和生活进步之道。这种平和的相辩相争的精神,是一种坚信自己、追求真理并执着本人信仰的人才有的人生态度和行事原则,一种自觉面对环境,积极奋斗、追求进步的历史主动性。

不只如此,人们说:“《生活系统》是周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雏型,它与30年代所写的《历史完形论》和60年代所写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以及《所谓意境》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周先生在本世纪初便力图把“情”与“体”、“美”与“史”、“个人”与“文化”通贯起来,这是有巨大的超前意义的。

众所周知,在这100年中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化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曾占了主导地位;个人的创造性不同程度地受到轻视。武断概括的“文化”和“国民性”以及机械推导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阶段”充斥中外各种著作。周谷城先生的《生活系统》是批判构造派心理学的;在1948年1月15日出版的《时代批评》所载的他的文章中,他又写道:美国有一批研究文化的人“以为文化这个东西,一旦成了定型,便是超有机的,超个人的,超心灵的独立存在之物……人类生活于其中,一切被决定,无自主的余地;个人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没有独立地位。这便是他们所谓文化决定论。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机械论。文化决定个人,固然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个人往往登高一呼,万山响应,能造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能够造出旋转乾坤的事业来,只是因为他代表了庸众…为最大多数的庸众服务。”他点了大名鼎鼎的波亚士、韦士勒和克娄伯这些至今为人乐道的文化研究创学派的人物,在别处也曾提及发明中国是XX型文化、印度是XX型、西方是XX型文化的中国学者。我们知道,这些说法这几年还在兴盛一时,其原因之一便是一种机械的历史研究法根深蒂固。

周谷城先生提出“历史完形论”是有非常负责的现实目的的。针对机械地区分“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的两分法,针对把史料学视为史学和把史观视为史学的两种极端倾向,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独立存在,不因吾人之知识而始终存在之客观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呢?这很易回答,即人类过去之活动是也。”他又指出,这点治史者似乎都懂,但史书所见只是静止而不是活动,只是活动之记述而非活动之自身……因而这些史书,多为“破坏完形的各体史书”。这个论点的意义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已逐步成共识。仅举两例,一是在考古学上,人们愈来愈怀疑和批评以少量之“迹”(传世器物记载)为研究对象和依据的做法,人们提出已消失的和不留遗迹的部分才是重要的,只有两者之合方显历史全貌;故分析的焦点应从遗迹移向遗迹与遗迹、遗迹与无遗迹之关联和动态过程。另一例是所谓“疑古”和“走出疑古时代”,其始于《圣经》研究、释义和考古,后影响到中国一批学者。而周谷城先生早在194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中便旗帜鲜明地对盛极一时的“疑古辨伪”加以评论:“直至最近,又有疑古辨伪之风,此殆可视为乾嘉以来考古风气的继续。”“疑古辨伪工作虽极重要,然偏于消极破坏者多;若积极求真,则有赖于考古的工作。”周谷城先生重视对考古学家柴尔德的古史研究的介绍,对有争议的著名学者斯坦因的《古代中亚之遗迹》的中肯评介,都是与力求将考古的事实与历史的完形结合起来分析所作的显例。

所以,对“历史完形论”所蕴含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论,不但需要进一步研读和领会,而且依我之见,学者如不同时学习文史哲相关各科,是看不懂其精华所在的。

史之为活动,必有人,有人,必有知、意、情等精神状态,有此,又一定有生理和生命的介入,于是有史的活动与美的活动。广义而言,文化的活动相互联系和交融,由美的创造到史的创造,再由史的创造到美的创造,生生不息,进于无限。周谷城先生的《史学与美学》所作的论述,虽由于彼时彼地的原因还未透彻深入,但论题的提出对于文化史的研究是有很大意义的。如果说当年史学研究多见机械唯物论,而对上述立论方式颇觉唐突的话;那么,近些年来则反之,昔日大谈文化的经济基础,忽一变为不见经济生活的“文化史”,只见“文化型式”、“文化精神”、“文化传统”等等以文化解释文化的论著。周谷城先生在八十年代主编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两套丛书和研究集刊时特别告诫:“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人类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的过程,是科学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发展的过程。文化史应当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历史。”周谷城先生在这100年中国学术界一波一波大唱“流行歌曲”的氛围下,能将自己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见解坚持始终,确确实实难能可贵。何谓创新?超越两个流行波便是,故矢志创新与执着己见实为一物的两面。

但“历史完形论”的深意并不止于此。早期提出的这一论点,时至今日愈发呈现出它的当代性。当代的特点是“和平和发展”,当代最热门的名词是“跨国公司”、“引资”、“合资”、“对外交流”、“合作”、“一体化”、“多种所有制共存”等等。它不正与周谷城先生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统一整体和分别反映”等论点相吻合吗?

近观中央电视台摄制的纪念《共产党宣言》诞生150周年的专题片,提及当今世界与《宣言》关系的方面,最明确的一词即为“全球化”。“全球化”的说法现已成新时髦,有些人甚至有意无意地忽视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阶级阶层与阶级阶层、利益群体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从过去反对和批判周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一个极端到现在走向另一极端。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学习和体悟在周谷城先生力主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统一整体和分别反映”,正确理解其对认识当代世界的意义,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统一整体和分别反映”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完形论”。“历史完型论”的中心是要把全体与部分关联起来,从全体了解部分,并藉对部分(和片断史料器物)之研究,正确了解客观存在的历史整体。周谷城先生写道:“全体成于复杂众多的诸部分;这些部分彼此是对立斗争的;因此这样的全体,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空洞之物。反过来说,部分在整体内对立斗争,无时或息;因此只能分别反映,不能彼此代替。”他又说:“历史自身之部分离却历史自身之全体,亦往往不得其解。……虽然历史完形论明白认取了历史自身之完整,但并不希望以直觉的方法了解之。反之且认为历史自身之完整的了解,只能使用分析工作于耐烦的分析过程中求得”。

因此,在历史叙述和通史写作方面,周谷城先生特别重视如何取舍材料,构建出客观的历史整体。他写道(1981年):“现在世界通史有如百科全书,按目录或索引抽查,可以查到个别事情的知识,这是优点;阅读全书,了解世界全局或统一整体,则很不易。今日我国大学历史系学生对世界史不大感兴趣,与此也有关系。……着眼于统一整体来撰写世界通史是如何开始呢?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开始,还是从全局的本身开始?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开始,贯彻下去,必有所编。今日的欧洲中心论,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这是从方法论的学术角度对“欧洲中心论”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所以周谷城先生特别重视世界古史上各民族各区域各种文化的交流,并关注可以论证之实物和史料;特别重视足以体现这种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地区,如西亚;特别重视可以横向比较的时期,如古代文明“经典”出现的时期等等。他的《世界通史》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极有价值的,后人顺着其格局和思路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周先生的这一历史观必然导致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术立场。对于今日已为常识的这一观点,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周先生的学术责任性和理论勇气的赞扬,而要进一步看到,他的立论没有我们在一般学者中常见的那种廉价民族至上倾向,亦并不止于单纯反抗殖民主义的义愤。而始终以平等的全人类视野,既重视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甚至每一阶级阶层群体,如隐含在“时代精神汇合论”中的提法和处理方式,试比较近年来人云亦云兴盛一时的“五极论”和“多极化”的说法,这种“X极论”往往无视第三世界人民的存在,甚至把阿拉伯、印度、伊朗、非洲等文化排除在外,内含的仍是“XX中心论”),又对自己所属民族有一种炽热而深沉的关怀。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家对世界文化、世界史的贡献所作的呼吁和介绍,与他力主“把中国近代史放在世界现代化中去研究”的精辟阐述,都体现了一种第三世界学者应有的气度和品质。他在论述中国近代经济开放、改革等的历史过程时,认为应放在世界现代化中去研究,他重引了自己的话“把照镜子的历史观稍稍扩大一点”,他几十年强调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说明这态度和品格也是以他坚持一生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为依据的。

顺便说一句:今日世界已连成一体,且交流手段特别发达,各个有差异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群体皆以自己的功利参与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如何“汇合”而造成诸如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不测的社会文化的“厄尔尼诺现象”,成了现实的尖端难题;象欧共体那样的“统一整体”,已是各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政治”,而其内部研究最起劲的便是在这“统一整体”中由各国各地区各利益人群“分别反映”的矛盾各方面是如何“汇合”成一个共同实体的。在这里,时代精神和统一整体的问题,已不是文人耍嘴皮子的事了,而是创造和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良好的商机和无穷的信息技术资源等生死攸关的大事。至少在中国,有一位学者敢于以自己对世界历史的这一整体性的研究心得,为“庸众”服务,并先于一般学者,昭示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采取正确的行动。历史学家何为?就做这类事。现在不少人哀叹历史书没有人读,认为“历史”两字意味着过时无用。但,用上述方式述说和分析的历史,人们求之不得,愿出高酬聆听,这类具有整体性眼光的历史著作,如黄仁宇所著,坊间印得多且卖得好,其实许多就是以周谷城先生倡导的视野和方法写的历史书。

周谷城先生在主持文化史编撰工作时,反复强调这“整体”决不是铁板一块。他告诫世人,对中国学者中的形而上学倾向,应有警惕。他说:“所谓文化,无论是中国的或世界的,东方的或西方的,都只能是一个概括的、复杂的统一体,决不是铁板一块……。”他又说:“今天所谓文化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决不会由一方取对方而代之,……有人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会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复归。我看这是机械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回想一年之前一片“亚州世纪”、“中国世纪”的狂热,益发感到周谷城先生对今后历史学在世事中的地位所作的启示多么重要。

同时,周谷城先生的上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直接影响了他的研究切入点。他对考古之重视已有前述,特别意味深长的是他的《古史零证》,其中古文字及释义学的功夫使同行折服;他从字词之“原子”去分析宏大问题和整体,也具有方法论上甚为前沿的当代性。

这种以活动和交流为形态的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直接导致周谷城先生特有的历史书写方式,限于篇幅,这里略提一二。

“草鞋没样,边打边象,”这是他多次对编作者和学者们说的,这不是研究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作为认识过程的研究与研究对象交互作用的深刻认识,与他的“活动”和“交流”的总观点有关;他又特别重视争辩和对话,这既可见诸他于1957年写的文章,又体现在一生中对付的多种论题的文字大战之中;最值得留意的是他的文体,这固然与他反对简单引用演绎外著名言,主张以自己方式讲话有关,但更深一步想,实与他力求在多方面多学科作动态的连贯探索有关。周谷城先生所生活的100年,尤其是他写作的70-80年,恰好是从中国新文体取代旧文体开始,又最终进入世界范围对学术文体的大反思和大重构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周谷城先生的那些最引起争议的文章开了探究的风气之先,其纵横捭阖、意到笔至的风格同样昭示了一种文化的当代性。

让我随手捡起一本有可能在中国又成时尚的译本:《实践与反思》。这是由法人布迪厄的理论著述组成,由美国人华康德作介绍的。现摘引一段作为结束吧。

“(布迪厄)从事的事业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他所提出的一些个别概念、某些实质理论、几条方法论规定或一些经验性的考察结果,而在于他用的产生、使用这些概念、理论、方法论规定和经验材料,并使之相互关联的方式。”“正是他的社会学的‘做法’,而非‘完工的作品’,才最充分地确定这一社会学的独创性。本书的主旨就是以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说明:他作为韦伯所谓的‘一个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和导师’所具有的‘通常习惯’,从而使我们能体会他那‘积极活动着的心灵’”用这位国外当红学者的话,以显现周谷城先生在100年来的中国学界并不多见的那种原创力,似乎具有悖论意味。但不然,周谷城强调中国学者应当对自己文化自信和自尊,反对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却始终强调并身体力行,要在历史系中切实加强英俄德法日等多种外国资料的收集和应用,并紧紧把握最新动态,视之为研究教学最基础的工作。

周谷城先生并不热衷去外国到处开会游历,但他的心胸和视野确确实实紧连着五湖四海。历经这100年屈辱史和翻身史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学界,已经深深厌倦了“言必称希腊”和“老子天下第一”的幼稚学风,周谷城先生以他的100年为我们树立的学人和历史学者的楷模,能为我们正确面对世界,健康进入21世纪作出重要的贡献。

学者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世界,历史学者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历史。学人操守,学问创新,乃学者安身立命之所在。先生道而开之,吾辈继其志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