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三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县一个乡下的贫农家中，七足岁时，即一九〇五年，进周氏族立两等小学读书。当时正是学制新旧交替之际，族中旧派多主张读经、史、子及古文释义等；新派则主张读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等。其实一无书籍，二无仪器，三无考试等等制度，新旧都读不好。我在那里混了八年，农忙回家做活，农闲在学校里混，除喜欢英文、国文及历史外，什么都没学到。一九一五年入中学读了四年。中学课程颇齐全，样样都喜欢；喜欢英文，曾组织英语学会，自封为会长；喜欢古文，常把史、汉及国语、国策上一些难认的字塞在文章里，先生改我的文章，有时要查字典，幸因文字大体清顺，先生也不反对，有时还奖励几句。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于一九二一年毕业。当时正五四运动期间，罢课之时多，我倒反读了许多课外的书。离毕业还差半年，就于一九二一年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书。当时毛主席在那里，他当小学部主任，我教师范部英文兼伦理学。因受了毛主席的影响，后来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国共分裂后，逃到上海，同朋友作一些反帝爱国斗争，以翻译及卖文为谋生的手段。曾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苏联及其邻国》等。至于自己著的书，有在第一师范教书时所著《生活系统》，有在大革命期间所著的《农村社会新论》等。至于有关政治与学术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自揣可以当大学教授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在中山大学当上了教授，并兼社会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暨南大学当教授，并兼史社系主任。一九四二年春到现在在复旦大学当教授，兼任过历史系主任及教务长。在大学教书，算是有了职业，有饭吃了，不必靠翻译谋生了；因此除了在中山大学教书时译了黑格尔逻辑大纲全文及小逻辑的一半外，没有译过什么书了。逻辑大纲最初用英汉对照印出过，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印了单行本；小逻辑译稿半部曾请艾思奇同志在他主办的《思维月刊》上发表；但《思维月刊》只出两期就被反动派压迫停刊，我的译稿还未印出就随着丧失了。在暨南大学教书时，曾写了《中国通史》上下两册，于一九三九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解放以前及以后，销数都相当多，现又重排付印中。一九四二年，曾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政治史》一册；一九四六年又由生活书店出版《中国史学之进化》一册；一九四九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世界通史》第一、第二、第三册，第四册未出；一九五六年由上海群联书店出版了《古史零证》一册；一九六〇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册，这书现在又重印了，由三联出版。现在重印中的书还有两部：一部为《中国通史》，另一部为《史学与美学》。至于《世界通史》第四册是否能续编出版，很成问题。我写书和写文章，好像很杂；既写历史，又写逻辑，又写美学。但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的思想系统中非写这些不可。这一点，我在一九二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活系统》一书中已经决定了。至于由中国史的研究转到世界史的研究则是由于反动派的压迫。在暨南大学教书时，《中国通史》一出，即被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不许我教，责令我教世界史，并限定要教世界史学史，以为这可以磨折我。其实我正想多知道一点世界史，并且认为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从那时起教世界史，一直教到现在。

我一生除读书、教书及写作外，从未放弃政治；因为我虽不一定要问政治，但政治却要问我。所以在解放前曾搞过农民运动，也常常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解放以后，形势完全不同，政治运动成了极光荣的任务。这一方面，党给我的光荣够多了：第一次全国政协我参加了，被安排在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凡十二人，现只剩我同马寅初先生两人了；谁寿长，谁先死，大概也注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除第四届未当代表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我都当了代表。上海市政协我曾任副主席，现在正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此外还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及上海市的主任委员。学术活动方面，现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执行主席，上海史学会会长及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我现已八十三岁了，精神兴趣还好，作短报告写短文章还可以。要写的文章很多：美学方面，逻辑方面，中外历史方面……有很多文章要写。虽已年老力衰，感到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量力而行，还可以写一些。为着替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一息尚存，不容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