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2年9月进入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师从姜义华教授。姜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是学校第一批9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之一，人文学院(包括中文、历史、哲学三系)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位院长。他当时在思想史、晚清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个方面指导博士生，我跟姜老师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我同时进校的同门师兄弟还有河南安阳师院历史系主任张华腾教授，他年龄最大，当时在民初政治特别是在袁世凯的研究方面已有不少建树，以及吉林大学的管书合，他年龄最小，是70年代出生的。我们三人虽然从年龄上说分别属于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但关系融治,犹如兄弟。对导师姜老师,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觉得我们的老师不仅是一个大学者，更是慈父和良师益友。
我大学学的是中文，硕士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年所在的那个点刚批下来，所以拿的是哲学学位，而不是后来的法学学位)，读博士的时候又转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做历史是典型的半路出家，历史学基础也不扎实。记得我去系里面试，看到一屋子的老师坐在那,心里有点紧张。面试时,我先简单介绍了自己做的一些研究，主要是2001年的时候，我在单位接的一个研究任务，是研究20世纪50年代哲学大论辩中的三个相关问题：美学问题的讨论、对冯定的批判和对巴人的批判。介绍完后，不知道是哪位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好像是问我做过什么历史方面的研究。我本来就紧张，一时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这时候只听姜老师说：人家刚才已经说了做过50年代的哲学大论辩。一句话帮我解了围。事实上，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学术史也是历史。我想，如果不是姜老师帮我解围，那面试这一关我可能就过不了，更不要说以国家计划内招收的身份进入复旦了。所以，我能走上历史学的研究之路，是姜老师把我领进来的。
记得是开学不久的一次上课(好像是第-次上课)，放学后，姜老师把我们三人叫住，说是请我们去吃饭。我们三人跟着他，从文科楼下来,穿过邯郸路,沿着国定路走到武川路口的一家韩国料理店。是吃韩国料理？我是江西去的土包子,那个时候只有500多块钱一个月，平时哪里去过什么韩国料理店？心里就在想,这料理怎么吃？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第一次和姜老师一起吃饭，三个人都感到有点拘谨。姜老师看到这种情况，主动和我们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整个吃饭过程中都不断地给我们夹菜，就像家长对小孩一样。而我们三个都是不停地傻傻地笑。那一顿，印象中我们三人盘中的烤肉等都是姜老师夹给我们的。烤肉的味道现在已经忘记了,但老师那种慈祥亲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时时刻刻温暖着我的心。
我前面说过,对于历史研究，我是半路出家。在到复旦之前，对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搞不懂，至于现当代史研究所要仰仗的基础资料——档案资料，我更是没有接触过，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任何档案馆,对档案和档案馆没有概念。在博士一年级下学期，为博士论文考虑选题时，想做一个能把江西与上海联系起来的题目，印象中“三年困难时期”江西曾对上海有过粮食支援，所以就想以此作为选题。我把这个意思和姜老师说了。姜老师沉思了一会说:“先看看材料。”当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后来，我先后到江西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查阅档案，才发现江西省档案馆该方面资料不多,而上海市档案馆有关资料则非常丰富。根据初步了解的档案资料,考虑到进一步搜集资料的方便，又通过与同学讨论交流，最后放弃了原先的想法，转而专做上海粮食问题，考察上海粮食供应因何、如何从市场供应转向计划供应并使之制度化，及其对城乡关系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我把这个情况和自己的思路向姜老师汇报后，姜老师立即表示“可以”。从此我一头扎进了上海市档案馆，也喜欢上了档案馆。结果,我博士论文在以“优秀”通过后，姜老师即与熊月之老师商量，将它列入熊老师刚刚获准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中,予以资助出版。
“先看看材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对我而言，却是历史研究方法的启蒙。对于我这样一个初涉历史学的学生想当然提出的选题，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可笑的。但姜老师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要求先从材料做起。这对我后来扎实做事、宽厚待人,影响至深。
这方面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在一次课堂上谈到去档案馆查档，姜老师对我们说，你们要多去档案馆,人家吴景平年纪那么大了还经常跑档案馆(当时吴景平老师和他的博士生经常去档案馆查档，据此出了一系列金融史方面的论著)。“多去档案馆”,我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句话。所以，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不论严寒酷暑、风霜雪雨，我也尽量地往档案馆跑。可以说，我与档案馆已结下了不解之缘。
姜老师童颜鹤发,心胸广阔，平时也总是见人就笑，甚至课堂上大多数时候也是笑容满面，难得对学生严厉。唯有一次对我一个同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同学博士论文中有许多自己的新观点，有的是对主流观点的颠覆。这要放在一般的学术论文里也无不妥，学术观点允许争鸣，学术研究也不排斥标新立异，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在博士论文中出现与主流观点不符的观点，就不是小事了,很可能在通讯评审中就通不过，甚至影响个人前途。所以预答辩时几位老师就提出修改意见，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修改稿送给姜老师后,老师发现他文内观点依然如故，就严厉批评了他。或许是他对自已研究的人物有所偏爱，他仍然不为所动。最后，姜老师不得不亲手帮他修改，论文才得以顺利通过评审和答辩。
有人说，上学时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深以为然。我是幸运的，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过几位好老师，他们或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或影响了我为人处世。而姜老师对我的影响，则二者兼具,是名副其实的恩师。我为能成为复旦学子的一员而自豪，更为遇到姜老师这样一位名师大家而深感荣幸。光阴荏苒，十年过去了，复旦三年中老师教导的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今天,作为复旦资深特聘教授、早已年过七旬的姜老师仍奋斗在自己的岗位,用他的学识、思想、气质和品格，滋养着一个又一个后来者、幸运儿。在此，我高调一次,代表我的同学和师弟师妹们(还是不敢造次说代表师兄师姐)，说一声：“姜老师，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