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1970年7月，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度过了六年的读书时光。六年中，我班男生住在复旦学生宿舍六号楼，上课则多在当时称“老教学楼”的建筑物内(今已不存在)，此外光顾最多的当属校图书馆以及校园内的操场、食堂。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当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优厚学术氛围，多位名师的风骨、风度、风华、风采，质朴无华的同学情谊,仍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

初入复旦春风扑面

1964年8月13日，我接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8月28日晚上10时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8月29日晨7时抵达上海北站。下车后，我挑着行李顺着人流步出车站，一眼就望见不远处一块”“复旦大学新生接待站”的牌子。在接待站年轻人的导引下，我踏上了复旦大学接待新生的大客车(行李被放到另一辆解放牌货车上)。当客车坐满大约15人时徐徐开动,不会就开进了复旦校门。从客车上下来,我很快找到了行李，挑着走了几步，一位身材修长面貌白净的年轻人满脸堆笑地迎上前问道:“你是历史系新生吗?”我说是,他二话没说就把我的行李担子接了过去，说:“跟我来吧”,大约走了40米远，就到了六号楼。签名后，我被安排在六号楼一层110室居住。里面已住了好几个人且下铺已住满。一位新生(名叫周胜昌,江苏无锡人)见我个子矮，便主动将下铺让给我。我礼貌地谦让了一阵，便把行李放在了他让出的铺位里。

铺好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有一个人走到宿舍门口往里张望了几下,便径直朝我走来，边走边说:“你就是那个江西上饶来的新生吧? "我连忙站起来点头称是，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历史系1963级老生，江西永新人，叫睦传厚，还告诉我说刚才帮我挑行李的是1961级学长，也是历史系新生接待站的成员。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三斤饭票、一元五角菜票说:“这些你先拿着，应该可以对付两三天的。9月1号起学校会发用膳卡给你的,每月一张卡。你初来乍到,不知道到哪里买饭菜票，所以先给你解决下。”我连忙道谢，心想今天尽遇到好人了。尽管坐了一通宵的夜车，早餐没吃东西，依然倦意全无,心情舒畅。

当晚，我在宿舍里见到了前来看望新生的班主任鲍怀崇老师，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与慰问，还说等下系领导会来看望大家。话音刚落就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位中等个，戴眼镜，鲍老师说:“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余子道同志前来看望大家，大家欢迎。”余书记与我们一一握手,问长问短。回忆他讲的话，大意有二：一是问大家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的；二是勉励大家尽快适应大学环境，认真学好专业，勤奋练笔，准备做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接班人。话语不多，但很切题，鼓舞人。从此在历史系我们便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色中听到同一句话：练笔头。

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8月30日上午,我跟几位新生一起去老教学楼二楼一间大教室去交录取通知书、档案材料及交费注册，随后又到历史系办公室办理另外一些手续。一路顺风，一路绿灯，一路微笑，可谓“相逢尽青睐”，“欢迎”“谢谢”“再见”等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注册完毕，总共交费34元，其中真正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才17元。这已接近义务高等教育了。

不仅如此，在随后的几周里，系里又迅速为每位新生确定了助学金等次，甲等20元，一般为父母双亡的孤儿领取；乙等18元，一般为父母单亡的孤儿领取；丙等15.5元，为一般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领取；丁等为12元、10元、7元、5元、3元.....给我定的助学金等级是丙等。当时学校实行包伙制,人月15.5元，我的助学金刚好充抵伙食费。这意味着六年中我都能享受吃饭不要钱的优惠。我的心里能不乐吗?

9月1日开学典礼后，开始正式上课。第一学期我班开设的通程有“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史学概论” “学术讨论”“俄语”等，各位任课教师一登台亮相，八仙过海，名显神通。其中给我震动最大、影响最深的课程是“史学概论”。任课教师反复阐述一个观点：史料不等于史书，史书不等于史学,有史识不等于有史德，有史德才可能有史学。这些灼见,对我们这些初史学的本科生说来确具奠基性、导向性意义，令我终生受用。

于是灵感袭来，诗兴勃发，略作构思，居然涂鸦出一首小诗,题“人学感怀”：

初来复旦满目鲜,师嘱句句记心田。

修身致远行居上，治史唯实德在先。

尚书一部隆治世，春秋三传惧威奸。

有缘四四海奔将来，共为史学谱新篇。

此诗后被班主任鲍怀崇老师挑中，安排在第一学期班级墙刊上。

名师如云教学相辉

复旦历史系的教师队伍藏龙卧虎，名师云集。读大二时，就听有人将我系教师构成概括为“一二三四五”，即一名谭老爷、二位周公、三条汉子、四颗螺丝钉、五个朱元璋。

“一名谭老爷”乃指时任历史系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掌门人谭其骧教授。谭公极具亲和力、凝聚力，学术造诣深,堪称学界泰斗。谭公领导复旦历史系，深得全系师生爱戴，实属众望所归，学界有幸。

“二位周公”，指通史大家周谷城、经学大师周予同。早在入复旦前，我就在上饶县中图书馆阅览室读到周谷城与姚文元论战的一些论文，对周谷城先生主张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深以为然。入复旦后，一直无缘聆听周先生授课，深以为憾。但在一次展览会上,我看到周谷城撰著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这两本书均在解放前出版，奠定了周谷城在我国史学界的学术地位。后来，我有幸聆听到周谷城与另一位教师的“舌战”。那是“文革”中一次全系师生共同参加的校内劳动，收工时，师生鱼贯进入六号楼二层,忽然前面传来周谷城与另-位青年教师的争吵声，那位青年教师属于一贯正确又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少壮派，气壮如牛，但周谷城毫不退缩，嗓门很大，据理力争，愈辩愈勇,最后“少壮派”理屈词穷,落荒而逃。那时周谷城仍属“牛棚”中人，虽身陷囹圄而不卑怯，展现了一位真斗士的风骨风采。我和周围一些同学都深表敬佩。

“三条汉子”乃指姜义华、吴浩坤、柏明三人。他们在历史上都曾遭遇被“错划”的厄运，又都长得身强力壮，一表人才，故获“汉子”美誉。他们都有公职，有工资,但未担任任课教师。在每年两次的下乡劳动中，我与姜义华、吴浩坤接触较多。他们精神状态总体正常,稍显抑郁但不颓唐，劳动非常积极，重活累活脏活抢着干，但每次“评先创优”都没份有人戏称其为“活雷锋”。姜义华思想活跃，讨论发言滔滔不绝且言之有物，给我很多启发。吴浩坤沉默寡言， 才不外露。1969年下半年下乡劳动时，我的铺位正好紧挨着吴浩坤的铺位，我借机主动向他请教，获益良多。一次吴浩坤头部开刀，手术没过几天就回来了。就在头部仍缠着纱布的日子里，他应我的请求先后口述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茶花女》等西方文学名著的故事梗概。往后我们交谈的话题越来越广泛，涉及历史、现实、政治、文化、未来，令我大开眼界。良师益友，莫过于此也。

“四颗螺丝钉”，指笔名为“罗思鼎”的写作组四位成员：朱永嘉、朱维铮、吴瑞武、王知常。朱永嘉老师操一口并不标准但勉强能听懂的普通话，讲课时眼睛不看讲稿，也不看学生，喜欢在讲台上踱步,口中喃喃自语。他执教“史学概论”和“中国古代史”的宋元明部分。听他的课有点累,往往要等上完一节课或几节课后才能把握中心思想。而一旦把握住他所阐述的主要观点、重点内容，也会有一种“不虚此听”的感觉。朱维铮老师执教“中国古代史”的隋唐部分，他操一口流利的江浙版普通话，精神焕发,课堂形象上好佳,擅长描述，侃侃而谈,如对唐太宗虚心纳谏善待魏微的史事，他就描述得很形象、很生动，令人印象深刻。吴瑞武执教“中国现代史”，教态端庄,教学严谨，讲课时始终保持一脸亲切和善的笑容。他尊重学生,注意活跃课堂气氛，曾组织过几次学生登台讲课，受到学生普遍欢迎。我作为中国史的课代表，曾两次被吴瑞武老师邀至家中征询学生反映，商讨教改举措。以上三位老师上课,还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将其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向学生传授，并在课堂上有意介绍、分析当时学术动态，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科研热情。

所谓“五个朱元璋”，系指五位长相酷似朱元璋（长脸、宽额、扁嘴且嘴部明显前突)的教师，现在我只记得得四位“朱元章”的姓名，分别是汪槐龄、朱维铮、吴维国、樊树志。我对汪槐龄颇感陌生，朱维铮上文已述，吴维国乃我班“世界近代史”的任课教师，此公无架子，无城府，直肠子,喜与学生打成一片，曾邀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学生参观他所在的拉美研究室，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刊有他论文的杂志。他还指着桌子上摆放的一堆封好口的信件对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室承担的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准备寄往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供其决策参考使用。这次参观，使我们见识了复旦历史系的科研实力及其社会价值，也提高了我们投身学术研究的自觉性。樊树志乃历史系后起之秀，才思敏捷,作文神速，曾于一天下午作关于李岩的学术报告，几天后《文汇报》就发表了他写的《论李岩》一文，可见“作文神速倚马可待”一说绝非虚言。

春风化好雨，名师出高徒。在多位名师言传身教、协同影响下，我班同学勤学习，苦练笔，互相切磋，迅速成长。大二时,我班同学就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学术月刊》等全国知名报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篇，一般政论文3篇。牛刀初试，成果不菲，为我班同学日后奔赴祖国各地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开了一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