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男，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教授。1985年9月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试办班进修，1987年考取国家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1年获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复旦大学任教。1999年晋升为教授，同年获准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博士点的博士生导师。1995年出版著作《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并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等专业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1999年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研究成果多次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我是从湖北农村出来的。家乡是内地一个不到一百人的比较偏僻的农村，至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像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很发达了，与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们那里的农村与城市的差别还是很大。现在的状况是，青壮年大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一部分青壮年在种地。卫生条件没有太大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传统没有太大改变，改变的只是一些物质条件。我童年的玩伴，有的成绩也比我好，就因为高考没考好而无法上大学，现在大多在家乡种地。每次回去，我们还会见面，聊天。与他们相比较，我是非常幸运的。

农村里是没有什么工作可言，要么就是一辈子种地，要么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大学。当时我就想着要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人生。于是，在高考恢复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982年考上了复旦大学。

说实话，那时我对复旦还不太了解，只知道这个学校是在上海。而上海在当时已是国内著名的城市，是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除此以外，对复旦的了解远不如对北大、清华和武汉大学。选择复旦，一方面是受我一个高中老师的影响。他在50年代考取复旦，又因种种原因无法来上学。他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向我大力推荐了复旦。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交通和信息没有这么发达，对全国的大学还不太清楚，正是他让我认识了复旦。我选择复旦的同时其实也为他圆了一个心愿。另一方面就是我的分数线恰好达到复旦的标准。

我的第一志愿是经济管理，第二志愿是历史。当初第一志愿报考经管类的，的确是考虑到比较实用，认为它能更有利于“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局面”。可能是经济管理类的入学竞争更激烈一些，到校的时候，我已经被调剂到第二志愿去了。我对历史也不是不喜欢，小时候看过许多的历史故事，对历史也有相当浓厚的兴趣。我想正是我对历史学的兴趣使我坚持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其实需要自己精心的呵护和培养，当然也还需要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努力你的兴趣可能不会持久。而你的兴趣越长久，你的专业基础也就越巩固，也就越不容易放弃。我觉得自己对现在研究领域的兴趣足以支撑我一辈子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时，历史系还是很辉煌的，光老师就有一百多人。它也是学校文科类学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刚恢复高考，许多曾经上山下乡的青年都如饥似渴地学习。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干扰和诱惑，整个学习和学术的氛围都是非常好的。现在也许有些同学会认为学历史低人一等，我们当时真没这么想，我们认为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出色，一样会有出息。历史学是一门很古老的学科，它流传至今，恰恰说明了它很重要。它能传承两千多年正说明了它是一个社会，一个文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研究历史学有利于培养社会的文化环境，在人类的精神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就物质而言，它的推动作用就比较小了。现代社会的整体取向，是有种明显的功利性，这样的话，与实用性学科相比，历史学肯定会有所收缩。所以，现在的历史学和旧时相比规模缩小了。这两年情况好转了，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大学都在极力发展自己的历史学科，整个社会的思想都在转变。这种取向扭转过来之后，我觉得历史学将会有很大发展。

前三年的本科学习是令我很苦恼的。这和当时我们对学习的理解，对学习方法的理解有关系。而且高中老师们的灌输也有不正确的方面。比如，老师告诉我们，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脱离了苦海，就像进了天堂。因此，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进了大学也仍然要努力的，总想象着从此过上了甜蜜的生活。此外，大学的学习方式和中学不一样，主要依靠个人的主动学习。但我在前三年一直都摸索不到门路，虽然有兴趣，但是不知道自己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在历史学的领域里，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也找不到很好的学习方法，这更让我很痛苦，总觉得自己在学习上没有太大的进步。所以，那时我并不是一个很出众的学生。记得有一次班级举办学术研讨会，同学精彩的报告和讲演给当时还不知道怎样做学问的我很大的震动。我清楚地感觉到了我和同学们的差距，我难以接受，几乎有要重新做人的感觉。同学的努力和付出在不断激励着我，而我读研究生的想法也在那时产生了。

读完大三的时候，我去了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试办班（后来正式建制为研究所）学习古典文明。一方面，系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在国内基础相对薄弱的领域，到那里研究学习是为了国家培养这方面人才的需要，若学得好的话，还有机会攻读研究生。另一方面，其实是想为自己换一个环境，重新调整一下状态。这时候，我已经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因此，当这次机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便紧紧抓住了它。另外，可能是小时候读《荷马史诗》的缘故，我对希腊这个异域的古老文明充满了好奇，这也是我去东北师大的原因之一。我们在那边学习的语言有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此外还有考古学等。学校还特地请了外教为我们上课。外教上课的方式和国内老师的上课方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班的同学，每个人都有着明确的志向，虽然这个专业的面比较窄，专业性也比较强，不像历史学的其他领域，学习的面可以比较广，但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来的。所以，同学们学习得很刻苦，相互之间关系也十分融洽、亲密。最后，那些外教也与我们打成了一片。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不仅明白了知识对自身的重要性，而老师的灌输也让我们理解到：我们所学的知识越多，对社会的贡献也就会越大。

我在东北师大学习了一年半，之后我就获得了一个出国的机会。我的运气不错，复旦要在四人之中挑选一名同学公派出国，而那个名额幸运地落在了我头上。其实，我们四个候选人的水平相差无几，可能是研究所负责人，又是这方面泰斗的林志纯先生（日知）觉得我学得比其他三位略好一点，尤其是在古典语言方面，所以才推荐了我。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次出国的话，我的基础肯定不如现在这么扎实，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改变人生的话，这次出国确实是我人生改变的一个重要机遇。

在国内时，我的英文考试成绩比我的实际水平要好。因为每次考试，我觉得自己差不多都是超水平发挥的，实际外语程度却并没有那么高。当时出国很有意思，先有半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英语强化训练，接着是考试（就是现在的雅思），通过就可以去英国，不通过也没关系，因为是政府保送的，不会被刷掉。等于说，你的成绩越好，你去得也就越晚。如果你的分数低，你就会先去英国接受英语培训。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考了6.5的高分，所以我一去英国就立刻进入到专业学习。结果发现语言的问题很大，听不懂，也不太会讲。当然，这里面也有专业方面的原因，导师规定我每周都必须参加伦敦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的定期学术讨论会（seminar），这个讨论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每学期有一个特定的主题，邀请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来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讨论的题目很专、也很深。开始阶段这种讨论会我听不太懂，但是上课我就觉得稍好一点，因为老师的吐词和发音都比较清楚，而且内容部那么专深，就较易听懂。我平时是不太活跃的，属于比较用功的学生。我们古典学系的系主任告诉我，在我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过亚洲或中国的学生，所以有些不知道怎么安排我。古典学其实是一个挺纯粹的西方人的学问，所以这个专业里的亚洲人很少，那里的老师和学生清一色几乎都是白人。古典学是他们的国学，他们十分重视。

在东北师大时，我是先学拉丁文，再学了一年古希腊语。所以，英国的系主任看了材料后，觉得我希腊史的底子太薄，和西方的学生不能比。我的公派奖学金原本是三年的，她就认为三年时间我肯定拿不到博士学位，她建议我先用两年时间读一个硕士，第三年再学习学习就可以回国了。不过，由于我执意希望能完成博士学业，她就答应让我先试一年看看，一年后接受一个博士的资格考试，然后再决定我是攻读博士还是攻读硕士。因此，我第一年的压力非常大。

我在英国的第一年可以用苦不堪言来形容，可以说是我留学生涯最苦的一年。当时我的语言功底不是太好，所以我要补习英语和希腊语。除此之外我还要补本科的课程，做博士论文的课题研究。每天不是钻在图书馆，就是泡教室。我的导师开始每个星期会出一个题目，开列一大串书目，要求我阅读后围绕着这个题目用英语写一篇文章，然后去给他批改。这是他给我补基础、教我学习用英语作文的一种方式。好在我的辛苦没有白费，导师对我的文章的评语从nonsense到B，又到了B+，最好的一次是B++，可惜从来没拿过A。通过半年的强化，我逐渐知道了怎样做研究，写文章了。之后导师约我见面、指导的次数就减少到两周一次、再后来就是我有问题时才去找他，他不再要求我去见他了。英国人非常强调自己做研究，英国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自己摸索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学生一般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更别说怎么做了，我们习惯于依赖辅导员和老师，缺乏独立学习的意识。

第一年之后，我写出了博士论文初稿的一章，系主任因此决定免除了我的博士生资格考试。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在与导师商量之后确定的。原本想做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但我的导师认为，做比较研究需要对两个领域都很了解，这必须具备比较坚实的基础，但这是十分困难的。我读本科时对经济史比较感兴趣，所以就选择了“古希腊土地制度”这一方向。读博士的冲刺阶段自己又对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产生了兴趣。中国的留英学生常常自发组织学术研讨会，由参加的每个人来讲述自己研究的课题，我讲的就是民主政治这方面的。

英国人对于学习的要求很高，他们学习和教授的方式都是十分严谨的，特别强调自主学习。在攻读博士时，老师在课堂教授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就是要求我们独立地从事课题研究，作出一篇合格的学位论文。如果你的论文达到了标准，你就能取得学位，反之，你就不能拿到学位。

最终，我还是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成功拿到了博士学位。在91年，我回到了国内。

我出国学习是国家公派的。所以，家里人和我都认为，既然是国家花钱培养了我，我就应该回到国内做贡献。况且，我和学校是签订过合同的，应该遵守承诺。我的英国老师听我说起我们是国家公派的，必须回国时，她说：“这是应该的，这是你们的义务。”这句话对我触动也很大，当时的感觉是，没想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比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更重承诺。另一方面，像我这种专业的留在那边找工作也不是很容易，所以就选择了回国。当然，一定要赖在那里也不是不可能的，和我们一道出去的许多人都利用当时那边的宽松政策留了下来。

回到复旦第一次上课时，我真的很急，挺慌张的，吓得满头大汗。连学生看得都惊呆了（当时天气不是很热）！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了上讲台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的讲课方式可能还缺乏活力和激情，不过，这与每个人的个性和表达方式相关，也可能与我在英国受到的训练有关系，做老师的往往会用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教训来教同学。英国严谨的学风对我以后的教学风格真是产生了影响。比如说，老师不可能对每个问题都很了解，老师也需要看书，查资料。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会坦率地说自己不知道，但是可以帮助寻找答案，或推荐这个领域的老师来帮助解决。同时教书也会使你的表达能力有所提高，增进老师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在与学生的交流当中，你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他们散发的青春与活力，不自觉地被他们感染。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认为现在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还是太少，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鸿沟。

我一边上着课，一边继续做着我感兴趣的希腊史研究。我认为中国学者研究古希腊史还是有些优势的。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我们有我们独特的知识背景，在这之中又依托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存。因此看问题会有我们独特的角度，产生和西方学者不同的观点。同时，做学问应该对每方面都有所涉猎，学术不应该设立禁区，这是我后来悟出来的。我曾经写过一篇《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在英国读书时，我就经常看到讨论这方面的文章，当时觉得很反感，认为西方的学者很无聊。后来我逐渐认识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了解古代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此就对这个方面有所关注。在写文章时，我还在反思：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给自己的研究领域设立了禁区（同性恋是坚决不碰的）？

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有三篇文章：一篇是《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第二篇是《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文化》，这篇文章2002年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还有就是《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2004年这篇文章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我觉得在这些文章中有我自己的心得。虽然如此，中国学者在研究古希腊史方面的国际地位还是比较低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者的论文很少有机会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专业的面毕竟比较窄，研究的群体也就相对较少，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氛围，研究条件也很差。

我有几句话特别想告诉现在的同学们。大学的时光真的非常短暂，四年的光阴很快就会流逝，如果没有抓紧时间，将会失去许多东西。当然，如果有充分的认识，如果抓紧了，就会有很大的收获，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专业学习方面，在多了解的基础上，你们应该有自己喜爱的方向，要在这方面多花时间，为自己的将来做好准备。就像我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大学的前三年一直很迷茫，没有好好学习，基础没有打好，补都补不过来。直到现在它对自己的研究还是有影响，我想这个影响是会伴随自己的一生。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肯定与运气有关，所谓运气，其实就是一系列的机遇。在机遇面前，很多时候如果你准备充分了，你就抓住了它，如果准备不充分，对你们就不是最有利。我认为我的好运首先来自于成长过程中，复旦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机遇；其次是我抓住了一些关键的机遇，尽管不是所有的机遇。关键还要靠你们自己，若自己平时努力，有了充分的准备，抓住了机遇，那你就会成功。